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第一章 輕與重

(1)

  尼采常常與哲學家們糾纏-個神秘的"眾劫回歸"觀:想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吧,想想它們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無休無止地重演下去!這癲狂的幻念意味著什么?

  從反面說"永劫回歸"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回歸了。無論它是否恐依,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它象十四世紀非洲部落之間的某次戰爭,某次未能改變世界命運的戰爭,哪伯有十萬黑人在殘酷的磨難中滅絕,我們也無須對此過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紀的兩個非洲部密的戰爭一次又一次重演,戰爭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會的,它將變成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歸復自己原有的虛空。

  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感到那么自豪了。正因為他們涉及的那些事不復回歸,于是革命那血的年代只不過變成了文字、理論和研討而已,變得比鴻毛還輕,嚇不了誰。這個在歷史上只出現一次的羅伯斯庇爾與那個永劫回歸的羅伯斯庇爾絕不相同,后者還會砍下法蘭西萬顆頭顱。

  于是,讓我們承認吧,這種永劫回歸觀隱含有一種視角,它使我們所知的事物看起來是另一回事,看起來失去了事物瞬時性所帶來的緩解環境,而這種緩解環境能使我們難于定論。我們怎么能去譴責那些轉瞬即逝的事物呢?昭示洞察它們的太陽沉落了,人們只能憑借回想的依稀微光來辯釋一切,包括斷頭臺。

  不久前,我察覺自己體驗了一種極其難以置信的感覺。我翻閱一本關于希特勒的書,被他的一些照片所觸動,從而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成長在戰爭中,好幾位親人死于希特勒的集中營;我生命中這一段失落的時光已不復回歸了。但比較于我對這一段時光的回憶,他們的死算是怎么回事呢?

  對希特勒的仇恨終于淡薄消解,這暴露了一個世界道德上深刻的墮落。這個世界賴以立足的基本點,是回歸的不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一切都預先被原諒了,一切皆可笑地被允許了。

  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復,我們就會象耶穌釘于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恒上。這個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歸的世界里,無法承受的責任重荷,沉沉壓著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這就是尼采說永劫回歸觀是最沉重的負擔的原因吧。

  如果永劫回歸是最沉重的負擔,那么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松,來與之抗衡。

  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松便真的輝煌嗎?

  最沉重的負擔壓得我們崩塌了,沉沒了,將我們釘在地上。可是在每一個時代的愛情詩篇里,女人總渴望壓在男人的身軀之下。也許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最為充實的象征,負擔越沉,我們的生活也就越貼近大地,越趨近真切和實在。

  相反,完全沒有負擔,人變得比大氣還輕,會高高地飛起,離別大地亦即離別真實的生活。他將變得似真非真,運動自由而毫無意義。

  那么我們將選擇什么呢?沉重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于公元前六世紀正是提出了這一問題。她看到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光明、黑暗;優雅、粗俗;溫暖、寒冷;存在、非存在。他把其中一半稱為積極的(光明;優雅,溫暖,存在),另一半自然是消極的。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積極與消極的兩極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確定:哪一方是積極?沉重呢?還是輕松?

  巴門尼德回答:輕為積極,重為消極。

  他對嗎?這是個疑問。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輕、重的對立最神秘,也最模棱兩難。

  多少年來,我一直想著托馬斯,似乎只有憑借回想的折光,我才能看清他這個人。我看見他站在公寓的窗臺前不知所措,越過庭院的目光,落在對面的墻上。

  他與特麗莎初識于三個星期前捷克的一個小鎮上,兩入呆在一起還不到一個鐘頭,她就陪他去了車站,一直等到他上火車;十天后她去看他,而且兩人當天便做愛。不料夜里她發起燒來,是流感,她在他的公寓里呆了十個星期。

  他慢慢感到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愛,卻很不習慣。對他來說;她象個孩子;被人放在樹脂涂覆的草筐里順水漂來,而他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

  她同他呆在一起直到康復;然后回她離布拉格一百五十英里的鎮子上去。現在我們回到了他生活中那個關鍵時刻,即我剛才談到的和看到的:他站在窗前,遙望著院子那邊的高墻陷入了沉思。

  他應該把她叫回布拉格嗎?他害怕承擔責任。如果他請她來,她會來的,并奉獻她的一切。

  抑或他應該制止自己對她的親近之情?那么她將呆在那鄉間餐館當女招待,而他將不再見到她。

  他到底是要她來,還是不要?

  他看著庭院那邊的高墻,尋索答案。

  他不斷回想起那位躺在床上;使他忘記了以前生活中任何人的她。她統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個被放在樹臘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順水漂來他的床榻之岸。她睡著了。他跪在她的床邊,見她燒得呼吸急促,徽微呻吟。他用臉貼往她的臉,輕聲安慰她,直到她睡著。一會兒,他覺得她呼吸正常了,臉龐無意識地輕輕起伏,間或觸著他的臉。他聞到了她高熱散發的一種氣息,吸著它,如同自己吞飲著對方身體的愛欲。剎那間,他又幻想著自己與她在一起已有漫漫歲月,而現在她正行將死去。他突然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邊,與她一同赴死。他挨著她的頭,把臉埋在枕頭里過了許久。

  現在他站在窗前,極力回想那一刻的情景。那不是因為愛情,又是因為什么呢?是愛嗎?那種想死在她身邊的情感顯然有些夸張:在這以前他僅僅見了她一面!那么,明明知道這種愛不甚適當,難道這只是一個歇斯底里的男人感到自欺之需而作出的偽舉嗎?他的無意識是如此懦弱,一個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選擇了這樣一個毫無機緣的可憐的鄉間女招待,竟然作為他的最佳伴侶,進入了生活!

  他望著外面院子那邊的臟墻,知道自己無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瘋,還是愛。

  更使他悲傷的是,真正的男子漢通常能果敢行動的時刻,他總是猶豫不決,以至他經歷過的一個個美妙瞬間(比如說跪在她床上,想著不能讓她先死的瞬間),由此而喪失全部意義。

  他生著自己的氣,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無措其實也很自然。

  他再也無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們既不能把它與我們以前的生活相此較,也無法使其完美之后再來度過。

  與特麗莎結合或獨居,哪個更好呢?

  沒有比較的基點,因此沒有任何辦法可以檢驗何種選擇更好。我們經歷著生活中突然臨頭的一切,毫無防備,就象演員進入初排。如果生活的第一排練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價值呢?這就是為什么生活總象一張草圖的原因。不,"草圖"還不是最確切的詞,因為草圖是某件事物的輪廓,是一幅圖畫的基礎,而我們所說的生活是一張沒有什么目的的草圖,最終也不會成為一幅圖畫。

  "EinmaliStKeinmal"托馬斯自言自語。這句德國諺語說,只發生過一次的事就象壓根兒沒有發生過。如果生命屬于我們只有一次,我們當然也可以說根本沒有過生命。

  可后來有二天在醫院里,托馬斯正在手術間休息,護士告訴他有電話。他斷到話筒里傳來特麗莎的聲音。電話是從車站打來的。他格外高興,不幸的是他那天夜里有事,要到第二天才能請她上他家去。放下電話,他便責備自己沒有叫她直接去他家,他畢竟有足夠的時間來取消自已原來的計劃!他努力想象在他們見面前的三十六小時里特麗莎會在布拉格做些什么,然而來不及想清楚他便跳進汽車驅車上街去找她。第二天夜里,她來了,肩上掛著個提包:看來比以前更加優雅,腋下還夾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來情緒不錯,甚至有點興高來烈;努力想使他相信她只是碰巧路過這,她來布拉格有點事,也許是找工作(她這一點講得很含糊)。

  后來,他們裸著身子并排躺在床上時,他問她住在哪。天已晚了,他想用車送她回去。她有點不好意思;說她的行李箱還寄存在車站,她得去找一個旅館兩天前他還擔心,如果他請她來布拉格,她將奉獻一切。當她告訴他箱子存在車站時,他立刻意識到她的生活就留在那只箱子里,在她能夠奉獻之前,它會一直被存放在車站的。

  他倆鉆入停放在房前的汽車,直奔車站。他領了箱子(那家伙又大又沉),帶著它和她回家。

  兩個星期以來他總是猶豫;甚至未能說服自已去寄一張向她問好的明信片,而現在怎么會突然作出這個決定?他自己也暗暗吃驚。他在向自己的原則挑戰。十年前,與妻子離婚,他象別人慶賀訂婚一樣高興。他明白自已天生就不能與任何女人朝夕相處,是個十足的單身漢胚子。他要盡力為自已創造一種沒有任何女人提著箱子走進來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里只有一張床的原因.盡管那張床很大,托馬斯還是告訴他的情人們,只要有外人在身邊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都得用車把她們送回去。自然,特麗莎第一次來的時候,并不是她的流感攪了他的睡眠。那一夜他睡在一張大圈椅上,其它幾天則開車去醫院,他的辦公室里有一張病床。可這一次,他在她的身邊睡著了。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她還握住他的手睡著。真是難以相信,他們整夜都這樣手拉著手的嗎?

  她在熟睡中深深地呼吸,緊緊地攥緊著他的手(緊得他無法解脫)。笨重的箱子便立在床邊。他怕把她弄醒,忍著沒把手抽回來,小心翼翼地翻了一個身,以便好好地看她。他又一次感到特麗莎是個被放在樹脂涂覆的草籃里順水漂來的孩子。他怎么能讓這個裝著孩子的草籃順流漂向狂暴洶涌的江濤?如果法老的女兒沒有抓任那只載有小摩西逃離波浪的筐子,世上就不會有《舊約全書》,不會有我們今天所知的文明。多少古老的神話都始于營救一個棄兒的故事!如果波里布斯沒有收養小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也就寫不出他最美的悲劇了。

  托馬斯當時還沒認識到,比喻是危臉的,比喻可不能拿來鬧著玩。一個比喻就能播下愛的種子。

  他和他妻子共同生活不到兩年,生了一個孩子。離婚時法官把孩子判給了母親,并讓托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為撫養費,同意他隔一周看望一次孩子。

  每次托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親總是以種種借口拒之于門外。他很快明白了,為了兒子的愛,他得賄賂母親。多送點昂貴的禮物,事情才可通融。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沒有一處不與那婆娘格格不入,試圖對孩子施加影響也不過是堂.吉訶德式的幻想。這當然使他泄氣。又一個星期天,孩子的母親再次取消他對孩子的看望,托馬斯一時沖動就決定以后再也不去了。

  為什么他對這個孩子比對其他孩子要有感情得多?他與他,除了那個不顧后果的夜晚之外沒有任何聯系。他一文不差地付給撫養費,但不愿有舔犢似的多情去與別人爭奪孩子。

  不必說,沒人同情他,父母都惡狠狠地譴責他:如果托馬斯對自己的兒子不感興趣,他們也再不會對自己的兒子感興趣。他們極力表現自己與媳婦的友好關系,吹噓自己的模范姿態與正義感。

  事實上,他很快使自己忘記了妻子、兒子以及父母。他們給他留下的唯一東西便是對婦女的恐懼。托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與害拍之間找到一種調和,便發明出一種所謂"性友誼"。他告訴情人們:唯一能使雙方快樂的關系與多愁善感無緣,雙方都不要對對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

  為了確保"性友誼"不發展成為帶侵略性的愛,他與關系長久的情婦們見面,也講究輪換周期。他自認為這一套無懈可擊,曾在朋友中宣傳:"重要的是堅持三三原則。就是說,如果你一下子與某位女人連續三次幽會,以后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與某位女人的關系地久天長,那么你們的幽會,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三三原則"使托馬斯既能與一些女人私通,同時又與其他許多娘們兒繼續保持短時朗交往。他總是不被理解。對他最理解的算是畫家薩賓娜了。她說:"我喜歡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國里,你是個魔鬼。"

  他需要為特麗莎在布拉格謀一工作時,正是轉求于這位薩賓娜。按照不成文的性友誼原則,薩賓娜答應盡力而為,而且不久也真的把特麗莎安插在一家周刊雜志社的暗室里。雖然新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但特麗莎的地位由女招待升為新聞界成員了。當薩賓娜把特麗莎向周刊雜志社的人一一介紹時,托馬斯知道,他從未有道比薩賓娜更好的情人。

  不成文的性友誼合同,規定了托馬斯一生與愛情無涉。一旦他違反合同條款,地位下降的其他情人就會準備造反。

  他根據條款精神為特麗莎以及她的大箱子租了一間房子。他希望能關照她,保護她,樂于她在身邊,但覺得沒有必要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想讓特麗莎睡在他房里的話柄傳出去,一起過夜無疑是愛情之罪的事實。

  他從不與其他人一起過夜。如果在情人家里,那太容易了;他愛什么時候走就走。她們在他家里則難辦些,他不得不解釋自己患有失眠癥,與另一個人的親近會使他無法入睡,這并非全是謊言,只是他不敢告訴她們全都原因:做愛之后,他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強烈愿望,愿一個人獨處。他厭惡半夜在一個陌生的身體旁醒來,討厭早上與一個外來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別人偷聽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為了一頓早餐而任人擺布。

  那就是他醒后發現特麗莎緊攝著他的手時如此吃驚的原因。他躺在那兒看著她,不能完全明白發生了什么事。想了想剛才幾個小時內的一切,開始覺出某種從中隱隱透出來的莫名快意。

  那以后,他們倆都盼著一起睡覺。我甚至要說,他們做愛遠遠不具有事后睡在一起時的愉悅。她尤為感奮,每次在租下的那間房子過夜(那房子很快成為托馬斯遮入耳目的幌子),都不能入睡;而只要在他的懷抱里,無論有多興奮,她都睡得著。他總是輕聲地順口編一些有關她的神話故事,或者說一些莫名其妙的話,單調重復,卻甜蜜而滑稽,蒙蒙朧朧地把她帶入了夢鄉。他完全控制了她的睡眠:要她在哪一刻睡覺,她便開始打盹。

  睡覺的時候,她象第一夜那樣抓著他,緊緊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如果他想翻身又不弄醒她,就得用點心思,對付她哪怕熟睡時也未松懈的戒備。他從對方手中把手指(或手腕之類)成功地輕輕抽出,再把一件東西塞進她手中(卷成一團的睡農角,一只拖鞋,一本書),以使她安寧。而她抓住這些東西也就象抓住了他身體的一部分,緊緊不放。

  一次,她剛剛被哄入睡了,還沒有完全入夢,對他仍有所感覺。他說:"再見,我走了。""去哪?"她迷迷糊糊地問。"別的地方。"他堅決地說。"那我跟你走。"她猛地坐在床上了。"不,你不能走,我得永遠離開這里。"他說著已走到前廳。她站起來,跟著出門,一直盯著他,短睡裙里是她赤裸的身子,臉上茫茫然沒有表情,行動卻堅決有力。他穿過門廳走進公用廳房,當著她的面關上了門。她呼地把門打開,還是繼續跟著。她在睡意中確信托馬斯的意思是要永遠離開她,她非攔住不可。終于,他下
樓后在一層樓的拐彎處等她。她跟著下去,手拉手將他帶回床邊。

  托馬斯得出結論:同女人做愛和同女人睡覺是兩種互不相關的感情,豈止不同,簡直對立。愛情不會使人產生性交的欲望(即對無數女人的激望),卻會引起同眠共寢的欲求(只限于對一個女人的欲求)。

  半夜里,她開始在睡夢中呻吟。托馬斯叫醒她。她看見他的臉,恨恨地說:"走開!走開!"好一陣,她才給他講起自己的夢:他們倆與薩賓娜在一間大屋于里,房子中間有一張床,象劇院里的舞臺。托馬斯與薩賓娜做愛,卻命令她站在角落里。那場景使特麗莎痛苦不堪,極盼望能用肉體之苦來取代心靈之苦。她用針刺入自己的片片指甲,"好痛哩!"她把手緊緊捏成拳頭,似乎真的受了傷。

  他把她拉在懷里,她身體顫抖了許久許久,才在他懷里睡著。

  第二天,托馬斯想著這個夢,記起了一樣東西。他打開拍屜取出一捆薩賓娜的來信,很快找到那一段:我想與你在我的畫室里做愛,那兒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臺,觀眾們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最糟糕的是那封信落有日期,是新近寫的,就在特麗莎搬到這里來以后沒多久。

  "你搜查過我的信件?"

  她沒有否認:"把我趕走吧!"

  但他沒有把她趕走。她靠著薩賓娜畫室的墻用針刺手指尖的情景,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捧著她的手,撫摸著,帶到唇前吻著,似乎那雙手還在滴血。

  那以后,一切都象在暗暗與他作對,沒有一天她不對他的秘密生活有新的了解。開始他全部否定,后來證據太明顯了,他便爭辯,一夫多妻式的生活方式絲毫也沒有使他托馬斯背棄對她的愛。他前后矛盾,先是否認不忠,接著又努力為不忠之舉辯護。

  有一次,他在電話里剛與一個女人約好時間后道別,隔壁房里傳來一種奇怪的聲音,象牙齒打顫。

  他不知道,她已意外地回家來了,正把什么藥水往喉管里倒下去。手抖得厲害,玻璃瓶碰擊著牙齒。

  他沖過去,象要把即將淹死的她救出來。瓶子掉下去,藥濺在地毯上。她死死反抗著,他不得不象對付瘋子般地按住她約一刻鐘之久,再安撫她。

  他知道自己處于無法辯解的境地,這樣做是完全不平等的。

  特麗莎還沒有發現薩賓娜的信以前,有天晚上他們與幾個朋友去酒吧慶賀特麗莎獲得新的工作。她已經在雜志社里由暗房技工提升為攝影師。托馬斯很少跳舞,因此他的一位年輕同事便替他陪特麗莎。他們在舞池里真是絕妙的一對。托馬斯驚訝地看著特麗莎,兩人每一瞬間的動作都極其精確而默契,還發現她比平時漂亮得多。這次跳舞看來是對他的宣告:她的忠誠,她希望滿足他每一欲求的熱烈愿望,并不是非屬于他一個人不可。如果她沒有遇見托馬斯,她隨時都準備響應任何她可能遇見的男人的召喚。他不難把特麗莎與他的年輕同事想象成情人,很容易進入這種傷害自己的想象。他認識到特麗莎的身體完全可以與任何男性身體交合,這想法使他心境糟糕透頂。那天深夜回家后,他向她承認了自己的嫉妒。

  這種荒誕的、僅僅建立在一種假想上的嫉妒,證明他視她的忠誠為彼此交情的必要條件。那么,他又怎么能去抱怨她對自己真正的情人有所嫉妒呢?

  這天,她努力去相信托馬斯的話(盡管只是半信半疑),努力使自己和平常一樣快活。可白天平復了的妒意在她的睡夢中卻爆發得更加厲害,而且夢的終結都是慟哭。他只能一聲不吭地把她弄醒。

  她的夢,重現如音樂主題,舞蹈重復動作,或電視連續劇。比如,她一次又一次夢見貓兒跳到她臉上,抓她的面皮。此中的含義我們不難譯解:在捷克土語中,"貓"這個字就意味著漂亮女人。特麗莎看見女人,不,所有的女人都在威脅自己,她們都是托馬斯潛在的情婦,她害怕她們每個人。

  在另一輪夢里,她總是被推向死亡。一次,她在死亡的暗夜里嚇得尖叫起來,被他晚醒,便給他講了這個夢:"有一個很大的室內游泳池,我們有大約二十個人,都是女人,都光著身子,被逼迫著繞池行走。房頂上接著一個籃子,里面站著個男人,戴了頂寬邊帽子,遮著臉。我可看清了,那就是你。你不停地指手劃腳,沖著我們叫。我們邊走還得邊唱歌,邊唱還得邊下跪。要是有誰跪得不好,你就用手槍朝她射擊。她就會倒在水里死去。這樣,大家只得唱得更響也笑得更響。你目不轉睛地盯著我們,一發現岔子就開槍。池里漂滿了死人。我知道我再也沒有力氣下跪了,這一次,你就會向我開槍了!"

  在第三輪夢中,她死了。

  她躺在一個象家具搬運車一般大的靈柩車里,身邊都是死了的女人。她們人太多,使得車后門都無法關上,幾條腿懸在車外。

  "我沒有死!"特麗莎叫道"我還有感覺!"

  "我們也有。"那些死人笑了。

  她們笑著,使特麗莎想起了一些活人的笑。那些活著的女人過去常常告訴她,她總有一天也會牙齒脫落,卵巢萎縮,臉生皺紋,這是完全正常的,她們早已這樣啦。正是以這種開心的大笑,她們對她說,她死了,千真萬確。

  突然她感到內急,叫道:"你看,我要撒尿了,這證明我沒死!"

  可她們只是又笑開來:"要撒尿也完全正常!"她們說:"好久好久,你還會有這種感覺的。砍掉了手臂的人,也會總覺得手臂還在那里哩。我們實在已沒有一滴尿了,可總會覺得要撒。"

  特麗莎在床上靠著托馬斯縮成一團:"她們用那種神氣跟我說話,象老朋友,象永遠是我的熟人。一想到永遠和她們呆在一起,我就害怕。"

  所有從拉丁文派生出來的語言里,"同情"一詞,都是由一個意為"共同"的前綴(Com)和一個意為"苦難"的詞根(pasSio)結合組成(共--苦)。而在其它語言中,象捷文、波蘭文、德文與瑞典文中,這個詞是由一個相類似的前綴和一個意為"感情"的詞根組合而成(同--感)。比如捷文,son-cit;波蘭文,wSp'ox-Czucies德文,mit-gefUhI;瑞典文,med。

  從拉丁文派生的"同情(共--苦)"一詞的意思是,我們不能看到別人受難而無動于衷;或者我們要給那些受難的人以安慰。另一個近似的詞是"可憐"(法文,pitiez意大利文,等等),意味著對受苦難者的一種恩賜態度。"可憐一個女人",意味著我們比她優越,所以我們要降低自己的身分俯就于她。這就是為什么"同情(共--苦)"這個詞總是引起懷疑,它表明其對象是低一等的人,這是一種與愛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出于這種同情去愛一個人,意昧著不是真正的愛。

  而在那些同詞根"感情"而非"苦難"組成"同情"一詞的語言中,這個詞也有近似的用法,但很難說這詞表明一種壞或低一級的感情。詞源學給這個詞暗示了另一種解釋,給了它更廣泛的含義:有同情心(同--感),意思就是不僅僅能與苦難的人生活在一起,還要去體會他的任何情感--歡樂,焦急,幸福,痛楚。于是乎這種同情表明了一種最強烈的感情想象力和心靈感應力,在感情的等級上,它至高無上。

  在特麗莎向托馬斯道出自己針刺手指的夢的同時,她不甚理智地暴露了自己曾搜過對方的抽屜。如果特麗莎是另外一個女人,托馬斯再也不會與她說話了。特麗莎明白這一點,說:"把我趕走吧!"與之相反,他抓住了她的手,吻她的指尖。因為那一刻他自己也感到指尖痛,如同她的指尖神經直接連通著他的大腦。

  隱私是神圣的,裝有個人信件的抽屜是不能被打開的。任何不曾得助于同情(同--感)魔力的人,都會冷冷地責備特麗莎的行為。可是,同情是托馬斯的命運(或禍根),他覺出自己跪在打開的抽屜前,無法使自己的眼光從薩賓娜的信上移開。他理解特麗莎了,不僅僅是他不能對特麗莎發火,而且更加愛她。


第一章 輕與重

(2)

  她的儀態越來越惶亂不寧。自從她發現他的不忠以后又過了兩年,情況越來越糟,毫無出路。

  他真的不能拋棄他的性友誼嗎?他能夠,可那會使他內心分裂,他無力控制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也看不出有這種必要。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戰績并沒有威脅特麗莎,那么為什么要斷絕這種友誼呢?在他眼里,這與克制自己不去踢足球差不多。

  可這事兒仍算一件樂事嗎?他去與別的娘們兒幽會,總是發現對方索然寡味,決意再不見她。眼前老浮現出特麗莎的形象,唯一能使自己忘掉她的辦法就是很快使自己喝醉。自他遇見特麗莎以來,他不喝醉就無法同其他女人做愛!可他呼出的酒氣對特麗莎來說又是他不忠的確證。

  他陷入了一個怪圈:去見情婦吧,覺得她們乏味;一天沒見,又回頭急急地打電話與她們聯系。

  給她最多舒坦的還是薩賓娜。他知道她為人謹慎,不會把他們的幽會向外泄露。她的畫室迎接著他,如一件珍貴的舊物,使他聯想起過去悠哉游哉的單身漢日子。

  也許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有了多大的變化:現在,他害怕回家太遲,因為特麗莎在等她。這一天,他與薩賓娜交合,薩賓娜注意到他瞥了一下手表,想盡快了事。

  她裸著身子,懶懶地走過畫室,在畫架上一幅沒畫完的畫前停了下來,斜著眼看他穿衣服。

  他穿戴完畢只剩下一只光光的腳,環顧周圍,又四肢落地鉆到桌子下去繼續尋找。

  "看來,你都變成我所有作品的主題了,"她說:"兩個世界的拼合,雙重暴光。真難相信,穿過浪子托馬斯的形體,居然有浪漫情人的面孔。或者這樣說吧,從一個老想著特麗莎的特里斯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美麗的世界,被浪子販賣了的世界。"

  托馬斯直起腰來,迷惑不解地聽著薩賓娜的話。

  "你在找什么?"她說。

  "一只襪子。"

  她和他一起把房子找了個遍,他又一次爬到桌子下面去。

  "你的襪子哪兒也找不到了,"薩賓娜說,"你一定來的時候就沒有穿。"

  "怎么能不穿襪子來?"托馬斯叫道,看看手表,"我會穿著一只襪子到這里來嗎?你說?"

  "沒錯,你近來一直丟三拉四的,總是急匆匆要去什么地方,總是看手表。要是你忘了穿一只襪子什么的,我一點幾也不驚訝。"

  他把赤腳往鞋里套,薩賓娜又說:"外邊涼著哩,我借你一只襪子吧。"

  她遞給他一只白色的時鬃寬口長襪。

  他完全知道,對方瞥見了自已做愛時的看表動作,一定是她把襪子藏在什么地方以作報復。外面的確很冷,他別無選擇,只得接受她的賜予,就這樣回家去,一只腳穿著短襪,另一只腳套著那只寬口的長襪,襪口直卷到腳踝。

  他陷入了困境:在情人們眼中,他對特麗莎的愛使他蒙受惡名,而在特麗莎眼中,他與那些情人們的風流韻事,使他蒙受恥辱。

  為了減輕特麗莎的痛苦,他娶了她,還送給她一只小狗(他們終于退掉了她那間經常空著的房子)。

  小狗是他某位同事一條圣伯納德種狗生的,公狗則是鄰居的一條德國種牧羊狗。沒有人要這些雜種小狗,同事又不愿殺掉它們。

  托馬斯看著這些小狗,知道如果他不要的話,它們只有死。他感到自己就象一個共和國的總統站在四個死囚面前,僅有權利赦免其中一個。最后,他選了一條母狗。狗的體形如德國牧羊公狗,頭則屬于它的圣伯納德母親。他把它帶回家交給特麗莎,她把它抱起來貼在胸前,那狗當即撒了她一身尿。

  隨后,他們設法給它取個名字。托馬斯要讓狗名清楚地表明狗的主人是特麗莎。他想到她到布拉格來時腋下夾著那本書,建議讓狗名叫"托爾斯秦"。

  "它不能叫托爾斯泰,"特麗莎說,"它是個女孩子,就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樣?"

  "它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馬斯說,"女人不可能有它那么滑稽的臉,它太象卡列寧,對,安娜的丈夫,正是我經常想象中的樣子。"

  "叫卡列寧不會影響她的性機能嗎?"

  "完全可能,"托馬斯說,"一條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們叫得多了,可能會發展同性戀趨向。"

  太奇怪了,托馬斯的話果然言中。雖然母狗們一般更衷情于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但卡列寧是例外,決心與特麗莎相好。托馬斯為此而感謝它,總是敲敲那小狗的頭:"干得好,卡列寧!我當初要你就為了這個。我不能安頓好她,你可一定得幫我。"

  然而,即便有了卡列寧的幫助,托馬斯仍然不能使她快活。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敗是幾年之后,大約在俄國坦克攻占他的祖國后的第十天。這是1968中8月,托馬斯接到白天從蘇黎世一所醫院打來的電話。對方是一位院長,一位內科大夫,在一次國際性的會議上曾與托馬斯結下了友誼。他為托馬斯擔心,堅持讓他去那兒工作。

  因為特麗莎的緣故,托馬斯想也沒想便謝絕了瑞士那位院長的邀請。他估計她不會愿意離開這兒。在占領的頭一周里,她沉浸在一種類似快樂的狀態之中,帶著照相機在街上轉游,然后把一些膠卷交給外國記者們,事實上是記者們搶著要。有一次,她做得太過火,竟然給一位俄國軍官來了一個近鏡頭:沖著一群老百姓舉起左輪手槍。她被捕了,在占領軍指揮部里過了一夜。他們還威脅著要槍斃她。可他們剛一放走她,她又帶著照相機回到了大街上。

  正因為如此,占領后的第十天,托馬斯對她的回答感到驚訝。當時她說:"你為什么不想去瑞士?"

  "我為什么要去?"

  "他們會給你吃苦頭的。"

  "他們會給每個人吃苦頭,"托馬斯揮了揮手。"你呢?你能住在國外嗎?"

  "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國,這會兒說到離開,又這樣無所謂?"

  "現在杜布切克回來了,情況變了。"特麗莎說。

  這倒是真的:她的興奮感只延續了一個星期,那時國家的頭面人物象罪犯一樣被俄國軍隊帶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們在哪兒,人人都為他們的性命擔心。對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大家。這是一種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鎮上貼滿了成千上萬的大字報,有諷刺小品,格言,詩歌,以及畫片,都沖著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們而來。把他們嘲弄成馬戲團的無知小丑。可是沒有不散的宴席,就在與此同時,俄國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簽定了妥協文件。杜布切克和代表們回到布拉格。他在電臺作了演說。六天的監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簡直說不出話來,結結巴巴,不時喘氣,講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時長達三十秒鐘。

  這個妥協使國家幸免了最糟的結果:即人人懼怕的死刑和大規模地流放西伯利亞。可有一點是清楚的:這個國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來日方長,它將永遠結結巴巴,茍延殘喘,如亞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歡完了,接下來是日復一日的恥辱。

  特麗莎向托馬斯解釋了這一切。他知道,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個原因,亦即她要離開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從未真正感受過快樂。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攝侵略軍的照片,面對種種危險,這算是她一生中的最佳時刻。只有在這樣的時間里,她才享受了少許幾個歡樂的夜晚,夢中的電視連續劇才得以中斷。俄國人用坦克給她帶來了心理平衡。可現在,狂歡過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希望逃離黑夜。她已經明白,只有在某些條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強健和充實。她期望浪跡天涯,到別的地方尋找這一些條件。

  "薩賓娜已經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馬斯問。

  "日內瓦不是蘇黎世,"特麗莎說,"她在那兒,困難會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個渴望離開熱土舊地的人是一個不幸的人。因此托馬斯同意了特麗莎移居的要求,就象被告接受了判決。一天,他和特麗莎,還有卡列寧,發現他們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里。

  他為空空的公寓買了一張床(他還沒有錢添置其它),并以一個四十歲男人的狂熱,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開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幾個電話到日內瓦。俄國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舉辦了薩賓娜的作品展覽。她在日內瓦的贊助人出于對她弱小祖國的同情,買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虧了俄國人,我才成了闊太太。"她說著,在電話里笑起來。她請托馬斯去看她的新畫室,并向他保證,這間畫室與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間差別不大。

  他不是僅僅因為高興過分而不能去見她,而是在特麗莎面前找不到離家外出的借口。于是,薩賓娜到蘇黎世來了,使在旅館里,托馬斯下班后去見她。他先從旅客登記處給她打電話,然后上樓。她開門時,頭上戴著一頂黑色圓頂札帽,身上除了短三角褲和乳罩以外什么也沒穿,露出了美麗的長腿。腦站在那兒凝視著他,不動,也無任何言語。托馬斯也一樣。突然,他意識到自己深深地震動了,從她頭上取下禮帽放在旁邊的桌子上。他們一聲不響地開始做愛。

  從旅館里回家來(現在家里已有了桌子,椅子,沙發與地毯),他高興地想到,他肩負這種生活就象蝸牛肩負著自己的房子。特麗莎與薩賓娜代表著他生活的兩極,互相排斥不可調和,然而都不可少。

  但事實是,如果他每到一處都帶著這樣的生命支撐體系,象帶著自己身體的一部分,那么這意昧著特麗莎還得繼續她的噩夢。

  他們在蘇黎世住了六、七個月,一天晚上,他回家晚了,發現她留下一封信。信上說,她已去了布拉格,說她離去是因為缺乏僑居國外的力量。她知道她應該盡力支持他,但她不知道怎么做。她原來一直傻里傻氣地以為國外的生活會改變她,以為經歷入侵事件以后她不至于弱小如故,會長大,長得聰明而強壯,但她過高地估計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負擔,不愿意繼續成為負擔。趁眼下還來得及,她得作出這個必要的決定。她還向托馬斯道歉,說她帶走了卡列寧。

  他服了一些安眠藥,可直到翌日凌晨,仍沒合一下眼。幸好是星期六,他可以呆在家里。他一次又一次考慮眼下的形勢:他的祖國已同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斷了往來。電話和電報是找她不回來的。當局也絕不會讓她今后出國旅行。與她的分離看來已成定局。

  意識到自己完全無能之后,他象挨了當頭一棒,但又有一種奇異的鎮靜。沒有人逼他作出結論。他也無須看著院子那邊的墻發呆,無須苦苦思慮于她的去留。特麗莎自己已決定了一切。

  他到餐館里吃了午飯,沉郁沮喪。可他吃著吃著,絕望的情緒漸漸消解,沒有那么厲害了,很快,留下的只是一種憂郁。回想起與她一起生活的歲月,他覺得他們的故事不會有更好的結局。如果是別人來構設這個故事,他也不能不這樣來結束。

  一天,特麗莎未經邀請來到了他身邊,一天,她又同樣地離他而去。她帶著沉重的箱子前來,又帶著沉重的箱子離別。

  他付了賬,離開餐館開始逛街。他心中的憂郁變得越來越美麗。他和特麗莎共同生活了七年,現在他認識到了,對這些歲月的回憶遠比它們本身更有魅力。

  他對特麗莎的愛是美麗的,但也是令人厭倦的;他總是向她瞞著什么,哄勸,掩飾,講和,使她振作,使她平靜,向她表白感情,說得有眉有眼,在她的嫉妒、痛苦和噩夢之下煌煌如罪囚。他自責,他辯解,他道歉……好,這一切令人厭倦的東西現在終于都消失了,只留下了美。

  星期六第一次發現他獨自在蘇黎世的街上溜達,呼吸著令人心醉的自由氣息。每一個角落里都隱伏著新的風險,未來將又是一個謎。他又在回歸單身漢的生活,回到他曾認為命里注定了的生活,在那種生活里他才是真正的他。

  七年了,他與她系在一起過日子,他的每一步都受到她的監視。如果能夠,她也許還會把鐵球穿在他的腳踝上。突然間,他的腳步輕去許多,他飛起來了,來到了巴門尼德神奇的領地:他正亭受著甜美的生命之輕。

  (他想給日內瓦的薩賓娜打電話嗎?或者想與他在蘇黎世幾個月內遇到的其他女人打電話聯系嗎?不,一點兒也不。也許他感到,任何女人都會使他痛苦不堪地回憶起特麗莎。)

15
  奇異而憂郁的自我迷醉一直延續到星期日夜里。星期一,一切都變了。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特麗莎;想象她坐在那里向他寫告別信;感到她的手在顫抖;看見她一只手提著重箱子,另一只手引著卡列寧的皮帶。他想象她打開他們在布拉格的公寓,推門時怎樣痛苦地忍受那撲面面來的滿房棄物的氣息。

  兩天美好而憂郁的日子里,他的同情心(那引起心靈感應的禍根子)度假閑置,如同一個煤礦上緊張勞累一周之后,星期天呼呼大睡,為星期一的上班積蓄氣力。

  他給病人診治,卻總在病人身上看見特麗莎。他努力提醒自己,不去想她!不去想她!他對自己說,我是患了同情癥啦。其實她的出走和我們不再相見,這都很好,盡管我想擺脫的不是特麗莎面是那種病--同情。這種病,我以前是完全免疫的,是她感染了我。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輕托他浮出了未來的深處。到星期一,他卻被從未體驗過的重負所擊倒,連俄國坦克數噸鋼鐵也無法與之相比。沒有什么比同情更為沉重了。一個人的痛苦遠不及對痛苦的同情那樣沉重,而且對某些人來說,他們的想象會強化痛苦,他們百次重復回蕩的想象更使痛苦無邊無涯。

  他不斷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心屈服,同情心則俯首恭聽,似乎自覺罪過。但同情心知道這只是他的自以為是,還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陣地,終于,在特麗莎離別后的第五天,托馬斯告訴院長(俄國入侵后曾打電話給他的那位),他得馬上回去。他有點不好意思,知道他的走對院長來說太唐突,也沒有理由。他想吐露自己的心思,告訴他特麗莎的事以及她留給他的信,可最終沒說出口。在這位瑞士大夫的眼里,特麗莎的走只能是發瘋或者邪惡。而托馬斯不允許任何人有任何機會視她為病人。

  事實上,院長生氣了。

  托馬斯聳聳肩說:"ESmSSSein,Esmussein."

  這是引用了貝多芬最后一首四重奏曲中最后一樂章的主題:

  為了使這些句子清楚無誤,貝多芬用一個詞組介紹了這一樂章,那就是"DerscIIwergefassteEntschluss",一般譯為"難下的決心"。

  對貝多芬這一主題的引用,的確是托馬斯轉向特麗莎的第一步,因為是她曾經讓他去買貝多芬的那些四重奏、奏鳴曲的磁帶。

  出他所料,引用貝多芬的這一主題對那位瑞士大夫相當合適。對方是個音樂迷,他平靜地笑著用貝多芬的曲調問道:"Mussessen?"

  托馬斯再一次說:cJaesmusssein!

  與巴門尼德不一樣,貝多芬顯然視沉重為一種積極的東西。既然德語中sChwer的意思既是"困難",又是"沉重",貝多芬"難下的決心"也可以解釋為"沉重的"或"有分量的決心"。這種有分量的決心與他的"命運"交響樂曲主題是一致的("非如此不可!");必然,沉重,價值,這三個概念連接在一起。只有必然,才能沉重;所以沉重,便有價值。

  這是貝多芬的音樂所孕育出來的一種信念。盡管我們不能忽略這種可能(甚至是很可能),探索這種信念應更多地歸功于貝多芬作品的注釋者們,而不是貝多芬本人。我們也或多或少地贊同:我們相信正是人能象阿特拉斯頂天一樣地承受著命運,才會有人的偉大。貝多芬的英雄,就是能頂起形而上重負的人。

  托馬斯臨近瑞士邊境。我想象這是一個神情憂郁、頭發蓬亂的貝多芬,在親自指揮鄉間消防人員管樂隊,演奏一支"非如此不可"的移民告別進行曲。

  他越過捷克邊境,迎接他的是一隊隊俄國坦克。他不得不停車半小時等他們先過。一個可怕的士兵,穿著裝甲兵黑色制服,站在道口指揮著車輛,似乎這個國家的每一條路都屬他管,屬于他一個人。

  "非如此不可!"托馬斯心里重復著,但接著又開始懷疑起來,真的必須這樣嗎?

  是的,他實在受不了自個兒呆在蘇黎世卻想象著特麗莎一個人在布拉格。

  可他究竟要被這同情癥折磨多久呢?整個一生嗎?或者一年?一個月?僅僅一個星期?

  他怎么會知道?他怎么能估計到?

  任何一個學生都能在物理實驗室里驗證各種科學假設,可一個男子漢只有一次生命,不能夠用實驗來測定他是否應當服從"感情(同--感)"。

  他就帶著這些想法打開了他的家門。卡列寧一下跳到他身上,舔他的臉以示歡迎。而他想投進特麗莎懷中的欲望(他在蘇黎世上車時還想著的),頓時煙消云散。他覺得自己與她象是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面對面站著,兩個人都冷得直哆嗦。

  從占領一開始,俄國的軍用飛機便成天在布拉格上空盤旋,托馬斯極不習慣這種噪音,無法入睡。

  他在微微入睡的特麗莎身邊翻來復去,回想起很久以前在一次閑聊中她告訴他的一件事來。他們談起她的朋友Z,當時她宣布:"如果我沒遇到你的話,我一定會愛上他。"

  即使在那時,她的話都使他落人一種莫名的憂傷。而現在,他認識到特麗莎愛上他面不是他的朋友Z,只不過是機緣罷了。除了她與托馬斯圓滿的愛以外,很可能,還有著若干她與其他男人的不圓滿的愛。

  我們都絕難接受這種觀點:我們生活中的愛情是一種輕飄失重的東西,假定我們的愛情只能如此,那么沒有它的話我們的生活也將不復如此。我們感到貝多芬,那陰郁和令人敬畏的音樂家在向我們偉大的愛情演奏著:"非如此不可!"

  托馬斯常常想起特麗莎對朋友Z的評價,然后得出結論:自己的愛情故事并不說明"非如此不可",而是"別樣也行"。

  七年前,特麗莎家鄉的醫院碰巧發現一例復雜綜合性神經病。他們請了托馬斯所在的布拉格醫院的主治大夫去會診,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經痛,行動不便,于是派托馬斯去代替他。這個鎮子有幾個旅館,托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麗莎工作的旅館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夠的時間閑呆在旅館餐廳里。其時特麗莎碰巧當班,又碰巧為托馬斯服務。正是這六個碰巧的機會把托馬斯推向了特麗莎,似乎并不是他自己決定與她結合。

  他回布拉格是因為她。如此事關命運的重大決定僅僅系于如此偶然的愛情,而這一愛情如果不是七年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的話,也就不存在。那個女人,那個絕對偶然性的化身又躺在他身邊了,深深地呼吸著。

  夜已深了,如他每次感到精神沉郁時那樣,他的胃就跟著開始搗亂。

  有那么一兩次,她的呼吸變成了沉沉的鼾聲。托馬斯除了胃的壓迫感與歸來后的失望感以外,覺不出一點兒同情。


第二章 靈與肉

(1)

  一個作者企圖讓讀者相信他的主人公們都曾經實有其人;是毫無意義的。他們不是生于母親的子宮,而是生于一種基本情境或一兩個帶激發性的詞語。托馬斯就是"Ein malistkeinmal" 這一說法的產物,特麗莎則產于胃里咕咕的低語聲。

  她第一次去托馬斯的寓所,體內就開始咕咕叫了。這不奇怪:早飯后她除了開車前在站臺上啃了一塊三明治,至今什么也沒吃。她全神貫注于前面的斗膽旅行而忘了吃飯。人們忽視自己的身體,是極容易受其報復的。于是她站在托馬斯面前時,便驚恐地聽到自己肚子里的叫聲。她幾乎要哭了。幸好只有十秒鐘,托馬斯便一把抱住了她,使她忘記了腹部的聲音。

  于是,產生特麗莎的情境殘酷地揭露出人類的一個基本經驗,即心靈與肉體不可調和的兩重性。

  很久以前,一個人會驚異地聽到自己胸內有節奏跳動,但從不去猜測那是什么。他還不能對人這樣奇怪、陌生的東西給以辨識確定。那時的人體是一間囚室,囚室里的東西能看,能聽,能恐懼,能思索,還能驚異。而人體消失之后所留存的東西,便算是靈魂。

  當然,今天的人體不再陌生了:我們知道在胸膛里跳動的是心臟;鼻子是伸出體外的排氣管,為肺輸送氧氣;臉呢,什么也不是,只是一塊標記著所有生理過程的儀表板,標記著吃,看,聽,呼吸以及思維的情況。

  自從一個人學會了給人體的各個部位命名,人體就好對付多了。他還得知靈魂不過是大腦中一種活躍的灰色物質。靈與肉兩重性的古老命題終于被眾多科學術語淹沒,我們僅僅將其作為一種過時的淺見陋識而加以嘲笑。

  但是,假使他的一位戀人來聽他腹內的咕咕隆隆,靈肉一體這個科學時代的詩意錯覺,便即刻消失。

  特麗莎力圖透過自己的身體來認識自己。正因為如此,從孩提時代起,她就常常站在鏡子前。她害怕母親發現,每次偷偷照鏡子都帶有一種秘密犯禁的色彩。

  不是虛榮心使她走向鏡子,而是那種看見了"我"時的驚奇。她以為透過那面部狀貌看到了自己靈魂的閃光,忘記了自己不過是看見了身體機制的儀表扳。她以為鼻子是自己天性的真實表露,忘記了那玩意兒不過是給肺輸送氧氣的通氣管。

  久久地看著自己發呆,她不時也心煩意亂地看到自己臉上有母親的影子。她更固執地盯著鏡子,希望母親的影子消逝而只留下她自己。每次的成功都令她陶醉:她的靈魂浮現于她的身體表面,如那些塞在底艙的水手終于沖了出來,散布在甲板上,向著長天揮臂歡呼。

  她象她的母親,不僅僅是模樣象。有時候我有一種感覺,似乎她的整個生命只是她母親的繼續,象臺球桌上一個球的運動只是球員手臂動作的延續罷了。

  這種延續是從哪兒從什么時候開始而后來變成了特麗莎的生命?

  也許開始于特麗莎的爺爺,開始于那位布拉格生意人逢人便夸她女兒--特麗莎母親的美麗。她母親才三、四歲,爺爺就告訴她,說她與拉裴爾的圣母像一模一樣。四歲的她便再也忘不了這句話了。她青春妙齡,坐在學校讀書時,總是不聽老師的課,想著與自己相象的那幅畫。

  該結婚的時候了,她有九個求婚者,圍著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間象個公主,不知挑選誰好:第一個最英俊,第二個最聰明,第三個最富裕,第四個最健壯,第五個門第顯赫,等六個背詩如流,第七個見多識廣,第八個工于小提琴,而第九個極富有男子氣。他們都用同一種姿勢跪著,膝蓋上的功夫相差無幾。

  她最后選中了第九個,倒不是因為他最有男子氣,而是與他性交時盡管她一再叮囑:"小心"、"多多小心啊",他卻故意不小心,使她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給他。于是特麗莎出世了。從全國各地趕來的眾多親戚都圍在小童車旁,與孩子逗趣。特麗莎的母親不愿逗趣,甚至根本不說話,只是牽掛著自已另外八個求婚者,看來他們都比第九個好。

  象女兒一樣,特麗莎的母親也常常照鏡子。一天,她發現眼角邊有了皺紋,斷定她的婚事簡直毫無意義。大約也是在此時,她遇到了一個男身女氣的人,此人行騙有前科,又向她隱瞞了自己的兩次離婚。現在,她恨那些膝頭帶繭的求婚者,也極想換個位置讓自己下跪,于是便跪倒在她的騙子新朋友面前,拋下丈夫與特麗莎,出走它方。

  那個最有男子氣的人變得最沒有生氣,他如此消沉,以至神經今今的,無事找事。心里怎么想,日里就公開說出來。當局的警察被他的胡言亂語嚇壞了,把他抓了起來,審判后給了他長長的刑期。他們把他的住房封了,把特麗莎送交她母親。

  那個最無生氣的人在鐵窗里沒呆多久就死了。特麗莎與母親隨母親的騙子來到靠近山區的--個小鎮住下來。騙子在一個機關里供職,母親則在-家商店干活。母親又生了三個孩子,當她重新照鏡子時,發現自己又老又丑。

  她意識到自己已失落一切,開始找尋罪惡的原由。人人都會這么做的。她的第一個丈夫,有男子氣但未被她愛過,未能留意她床上的輕聲警告;而她的第二個丈夫,沒有男子氣卻被她愛得太多,把她從布拉格拖來這個小鎮,卻跟一個又一個女人往來,使她永遠陷入妒嫉。她無力反抗,唯一屬于她、又無法避離的人質便是特麗莎,她能以苦行贖清這一切罪孽。

  的確,難道她不是決定了母親命運的最主要的罪源嗎?她,不就是那最有男子氣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謬結合嗎?是的,正是從那個要命的時刻起,拙劣的彌補引起了長途賽,開始了她母親的命運。那個時刻,叫特麗莎。

  特麗莎的母親無休止地提醒她,母親就意味著犧牲一切。一個因孩子而失掉一切的女人說出這話,自然言出有據頗近真理。特麗莎總是聽著,相信當母親是生活的最高價值,而當母親也是最大的犧牲。

  如果一個母親是人格化了的犧牲,那一個女兒便是無法贖補改變的罪過。

  當然,特麗莎并不知道那天夜地母親向父親耳語"小心"的情景。她的負罪感如同原罪一樣解釋不清。她盡了一切所能來擺脫她。十五歲時,她便被母親領出了學校,當了女招待。她愿做一切事以討得母親的歡心,交出全部工資,做家務,照顧弟妹,用整個星期天打掃房屋和洗東西。這真可惜,因為她是班上最有前途的學生。她渴望上進,只是這個小鎮子不能使她滿足。于是無論她什么時候洗衣服,盆邊總擱著一本書。她去翻書頁,洗衣水滴在書上。

  家里似乎沒有什么羞恥可言。母親穿著內衣在房子里沖來沖去,有時候乳罩都不戴,夏天,有些時候則干脆完全光著身子。繼父雖然不光著身子行走,可每次特麗莎洗澡,他都往浴室里鉆。有一次,她把自己鎖在浴室里,母親就大發雷霆:"你以為你是誰?他會把你的漂亮吞了嗎?"

  (這種對立情緒清楚地表明,她對女兒的怨恨超過了對丈夫的猜忌。女兒的罪孽是無窮無盡的,甚至包括了她男人的不忠。特麗莎對解放的渴求和對自己權利的堅持--諸如鎖上浴室門的權利--對于特麗莎的母親來說,簡直比她丈夫可能調戲特麗莎更令人討厭。)

  冬日的一天,母親決意在燈下光著身子走走,特麗莎很快跑過去把窗簾拉上,唯恐街那邊的行人看見她母親。但她聽到母親在自己身后爆發出大笑。第二天,來了她母親幾個朋友:一位鄰居,一位同事,一位女教師和其他兩三個常來串門的女人。特麗莎與隨同來的一位十六歲的男孩不約而同地問好,而母親立即乘大家都在場,告訴她們特麗莎如何企圖保護母親貞潔的事。她笑了,所有的女人也都笑了。"特麗莎對人耍撒尿、要放屁的想法都不甘心承認呢,"她說。特麗莎臉紅了,可她母親還不罷休,"那有什么可怕的呢?"并以一個響屁回答了她自己提出的問題。所有的女人又笑起來。

  特麗莎的母親響亮地擤鼻子,跟人們公開談她的性生活,并且洋洋得意地展示她的假牙。她可以技藝純熟地用舌頭把那些假牙頂出來。如果嘴笑得太開,上排牙齒會落在下排牙齒上。諸如此類,給她的臉增添了一種兇狠的表情。

  她的行為僅具有唯一的標示:拋棄青春和美麗。在九個求婚者跪在她周圍的日子里,她聰明地保護著自己的裸身,這樣做似乎是想努力表明她的身體在貞操方面的價值。現在,她不僅是失去了貞操,而且已經猛烈擊碎了它,并張張揚揚地用新的不貞給今昔生活劃一條界線,宣稱青春與美麗被人們過分高估,其實毫無價值。

  依我看來,特麗莎只是她母親這種標示的繼續,她母親正是這樣來拋棄了自己小美人的生活,拋在身后遠遠的。

  (如果說特麗莎有些神經質的動作,姿態缺乏某種自然的優雅,我們是不會驚訝的。她母親傲慢、粗野、自毀自虐的舉止給她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

  特麗莎的母親要求公正。她想看見罪行遭到懲處清算。這就是她堅持讓女兒伴著她留在那無貞潔世界里的原因。在那里,青春與美麗一文不值,世界不過是肉體巨大的集中營,人人都差不多,靈魂是看不見的。

  現在我們比較能理解了,為什么特麗莎久久凝視和不時瞥視鏡子,并有一種犯禁負疚的感覺。她是在與母親作戰,是在期待著找到一個與別人不同的軀體,期待自己臉上顯示出從最底層釋放出來的水手一樣的靈魂。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她的靈魂--那悲傷、怯懦、自我封閉的心靈--隱藏在身體內的底層,羞于顯露自己。

  于是,那一天她初識托馬斯,在餐館的醉鬼們當中曲折穿行,她的軀體被盤中的啤酒沉沉地垂壓,她的靈魂在胃或胰腺的什么位置。后來,托馬斯叫她,那聲叫喚的意義太大了,因為呼喚者既不知道她母親,也不知道那幫醉鬼,對他們日復一日單調的猥褻臟話也一無所知。他的上流身分使他超凡出眾。

  另外,還有些事也使他顯得與眾不同:他的桌子上放著一本打開了的書。這個店子從未有人把書打開放在桌上。在特麗莎的眼里,那些書是友誼默契的象征。她也愛讀書,她只有一件武器來與這個包圍著她的惡濁世界相對抗:從市圖書館借來的書,首先又是小說。她讀了大量小說,從菲爾丁到托馬斯.曼。這些書不僅提供了一種能使她擺脫無聊生活的虛幻可能性,作為一種物體,它們還有著另一種意義:她喜歡腋下夾一本書在街上走。這與一百年前花花公子們的華美手杖一樣有意義,使她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把書比作公子們的華美手杖還不很準確。手杖不但使主人區別于其他人,還使它的主人新派、時鬃。書使特麗莎與眾不同,卻是過時的時尚了。當然,她還太年輕,看不到她在別人眼里的老時鬃意昧。她居然認為年輕人走路時戴著個收音機耳機實在傻氣,未曾想到那才是新派。)

  所以,那個喚她的人是陌生者同時又是個與她有友誼默契的人。他喚她的聲音是和善的,于是,特麗莎感到她的靈魂從血管里和毛孔里沖出體外,向他展示開來。

  托馬期從蘇黎世回到布拉格后,開始想到他與特麗莎的結識只不過是六個極其偶然機遇的結果,總覺得有些不安。

  事實上,難道不是一件必然的偶然所帶來的事件,才更見意義重大和值得注意么?

  機遇,只有機遇才給我們啟示。那些出自必然的事情,可以預期的事情,日日重復的事情,總是無言無語,只有機遇能勸我的說話。我們讀出其中含義,就如吉普賽人從沉入杯底的吻啡渣里讀出幻象。

  托馬斯出現在餐館里的特麗莎面前是絕對偶然的。他坐在那兒,展卷讀書,突然接頭看見了她,微笑著說:"請來一杯白蘭地。"

  那一刻,收音機碰巧在放音樂。她去柜臺后面倒白蘭地,順手將音量調大了一些。她聽出是貝多芬。自從布拉格的某一個弦樂四重奏演出隊到他的鎮上演出以來,她便知道了貝多芬的音樂。特麗莎(如我們所知,她總是渴望"上進")去明了音樂會。大廳里幾乎是空的,除她以外,聽眾只有當地藥技師和他老婆。但四重奏的演奏家們面對著臺下一支"三重奏"的觀眾團,還是好心地沒有取消演出。他們演奏了只多芬的最后三部四重奏樂曲。

  后來,藥劑師邀請樂手們吃飯,也叫了觀眾席中這位女孩子同往。從那的起,貝多芬便成了她對世界另一個面的想象,這是她所渴望的世界。當她端著白蘭地繞出柜臺時,她努力想弄懂這個機遇的啟示:她應召給一位吸引著她的陌生男人送白蘭地的時刻,偏偏就是她聽到貝多芬之瞬間,這是多么巧!

  必然性不是神奇的公式--它們都寓含在機遇之中。如果愛情是不能忘懷的,機緣一定會立即展翅向它飛落,象鳥兒飛向方濟各翅膀。

  他把她喚轉來付酒錢,合上書(友誼默契的象征)。她想問問他讀的什么書。、"你能把酒錢記在我帳上嗎?"他問。

  "可以的。"她問,"你住幾號房間?"

  他把鑰匙給她看,鑰匙系在一個木牌子上,上面畫了個紅色的六字。"怪了,"她說,"六。"

  "有什么奇怪的?"他問。

  她突然記取父母離婚前任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號,可她回答說:"你住在六號房,而我的班六點鐘完。"(我們據此可以稱贊她的狡黠。)

  "行,我的火車七點開。"陌生人說。

  她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給了一張賬單請他簽字,又將其交至服務臺。等她干完活,陌生人已不在桌旁了。他明白了她小心的暗示么?她興奮地離開旅館。

  旅館對面是一個荒蕪的小公園,破敗得只能在這骯臟小鎮上找到。但對特麗莎來說,它一直是一個美麗的小島:那里有草地,有四棵白楊樹,有幾條長凳,有一樹垂柳,還有一點兒叫連翹的灌木叢。

  他坐在一張黃色的長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館大門。天,正是她以前讀書時常坐的那張凳子!于是她知道(機緣的鳥兒開始在她的肩頭閃閃發光),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運。他叫住她,邀請她坐在自己身邊。(她靈魂的水手們已經沖上她身體的甲板了。)然后,她送他走列車站,他把名片給了她以示告別:"如果你偶然有機會來布拉格的話……"

  他在最后一刻塞給她的遠不止一張名片,而是

  對所有機緣的召喚(那本書,貝多芬,數字六,黃色的公園長凳)。這一切給了她離開家庭去改變命運的勇氣。也許正是這些機緣(相當平常簡單,順便說,

  甚至無多興味,卻是人們在這毫無生氣的小鎮里所期望的),使她愛情萌動,并給了她力量的源泉,使她一生永無怠倦。

  我們日復一日的生活都在與機緣的碰撞中度過。更準確地說,是在與人和事的偶然相遇中度過,我們稱之為巧合。"巧合"是指兩件事出入意料地同時發生了,相遇了:托馬斯出現在旅館餐廳的同時,收音機里播放貝多芬。我們甚至沒有注意到大量的這樣的巧合。如果托馬斯坐的席位被當地屠夫占了,特麗莎就不會注意到收音機在播放貝多芬(盡管貝多芬與屠夫的相遇也是一種有趣的巧合)。但是她初生的愛情加強了她對美的敏感,也就忘不了那音樂;無論什么時候聽到它,都會被深深打動。那一刻發生在她周圍的一切皆因為音樂而生輝,而顯得美好起來。

  在特麗莎去見托馬斯時腋下夾的那本小說中,安娜與沃倫斯基是在一種奇怪的情境中相遇的:他們倆在火車站相見,其時有一個人被火車軋死。在這部小說的結尾,安娜自己也躺在火車下。這是文章的對應--如音樂中開頭與結尾有著同一動機也許顯得太小說味了一些,我也同意這么說。但是得有個條件,就是別把那些"虛假的"、"杜撰的"、"違背生活真實"的概念,也用在"小說味"這個詞語上。因為人類的生活確切地說,就是用這種方式構成的,

  人的生活就象作曲。各人為美感所導引,把一件件偶發事件(貝多芬的音樂,火車下的死亡)轉換為音樂動機,然后,這個動機在各人生活的樂曲中取得一個永恒的位置。安娜可以選擇另一種方式自殺,但死和火車站的動機,與愛的誕生有著不可忘懷的聯系,并且在她絕望的時刻,以黑色的美誘惑著她。人們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各人總是根據美的法則來編織生活。

  指責小說中用神秘的巧合來迷惑人,是錯誤的(象安娜與沃倫斯基相遇,火車站,死,或者貝多芬,托馬斯,特麗莎以及那白蘭地)。指責人們對日常生活中的巧合視而不見,倒是正確的。他們這樣做,把美在生活中應占的地位給剝奪得干干凈凈。

  機緣之鳥落在肩頭,驅使她請了一個星期的假,也沒跟母親說,便登上火車夫布拉格。途中,她多次去盥洗間照鏡子,乞求自己的靈魂不要離棄她身體的甲板,這是她一生中最關鍵的時刻呀。她仔細瞧著自己,突然驚慌地感到喉頭有些癢,在性命攸關的日子里她會碰上什么惡運嗎?

  可是沒有轉回的余地了,于是她從車站向他掛了電話。在他開門的那一瞬間,她的肚子卻開始可怕地咕咕隆隆起來。她努力克制著,感到自己似乎把母親藏在胃里帶來了,是母親的狂笑企圖毀了她與托馬斯的相見。

  幾秒鐘了,她害怕對方會因為自己肚子里粗魯的聲音把她攆出去,可是,他把她攬在懷里。她感激對方不計較可恨的咕咕聲,淚眼模糊,熱烈地吻他。還不到一分鐘,他們便做起愛來。她在做愛時發出尖叫,以后就發燒。她被流感擊倒,那根往肺里送氧氣的排氣管給堵住了,紅了。

  她第二次來布拉格,帶上了一口沉重的箱子。所有的東西都放在里面了,她決意不再回那個小鎮。他邀請她第二天晚上去他家。當夜,她便住進一間便宜的旅店,次日把箱子寄存在車站后,腋下夾著那本《安娜.卡列尼娜》,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蕩了一整天。即使在她按門鈴以及他打開門之后,她都不愿丟開這本書。這本書就象是進入托馬斯世界的通行證。她明白,除了這可憐的通行證以外,她一無所有。一想到這兒她就想哭。為了不使自己哭出來,她大聲

  說了那么多話,還笑了。他立刻又一次擁抱了她,然后做愛。她象進入一片茫茫云霧,除了能聽見自己的尖叫聲外,什么也看不見。

  這不是嘆息,不是呻吟,是一種真正的尖叫。叫得那么厲害,托馬斯不得不把頭偏離她的臉,惟恐聲音太近會震破耳膜。這叫聲不是一種肉欲的發泄。

  肉欲是各種感覺的總動員:當一個人激動亢奮地觀察對象時,會極力捕捉每一種聲響。而她的尖叫旨在削弱各種感覺,消除聽力和視力。事實上,她所叫喚的是她那純真理想主義的愛情,并試圖以此來消除一切矛盾,消除靈與肉的雙重性,甚至消滅時間。

  她的眼睛閉上了嗎?沒有。但它們沒有看任何地方,久久停留在房頂的一片空白之中。不時瘋狂地把自己的頭從一邊扭到另一邊。

  她叫完了,便握著他的手在他身旁睡著了,整夜地握著,

  還在八歲時,她便一只手握著另一只手睡覺,并使自己相信,她握的這只手屬于她愛的一位男人,她的終身伴侶。所以,我們可以理解了,她夢中如此頑強地握著托馬斯的手,是因為從孩提時代起就訓練出了這一習慣。

  一個被迫終日給人上酒、給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能去追求"上進"--勢必積存著極大的生命潛在力。這種力是那些一讀書就昏昏欲睡的大學生們做夢都想象不到的。特麗莎讀得比他們多,也從生活中學到了許多,只是自己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大學生與自學者的差別與其說在于知識面,還不如說在于他們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特麗莎投入布拉格新的生活中,其熱情是狂亂而不穩定的。她似乎在等待著某一天,什么人過來說:"你在這兒干嘛?回你的老地方去吧!"她對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繩子上:托馬斯的聲音。因為正是這個聲音曾經把她那怯懦的靈魂從她體內深處召喚了出來。

  特麗莎在一間暗室里有了一份活,但這不夠,她還想拍照,而不光是沖沖洗洗。托馬斯的朋友薩賓娜借給她三、四本著名攝影家的專著,又邀她去一個咖啡館,給她解釋書上的照片,使她對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興趣。她靜靜地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從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

  多虧薩賓娜,她漸漸明白了照片與繪畫之間的關系。她還常常讓托馬斯帶她參觀布拉格舉辦的每一個展覽。不久,她的攝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務的那份圖片周刊上,最后,她離開暗室定進了專業攝影師的行列。

  那天晚上,她和托馬斯與幾個朋友一起去酒吧,慶賀她的升遷。人人都跳了舞,托馬斯卻開始生悶氣。回家后經她再三刺激,他才道出是因為看到她與他的同事跳舞而嫉妒。

  "你說你真的是嫉妒嗎?"她不相信地問了十多次,好象什么人剛聽到自己榮獲了諾貝爾獎的消息。

  然后,她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一只手摟著他的腰,開始在房子里跳起舞來。她不是采用她在酒吧里的那種舞步,更象村民的波爾卡舞或一種瞎鬧時的歡蹦亂跳。拖著托馬斯,腿在空中飛揚,軀身滿屋子亂轉。

  不幸的是,沒過多久,她自己也開始妒嫉起來。而托馬斯沒有把她的妒嫉看成諾貝爾獎,卻看成了負擔,一個直到他死都壓著他的負擔。

  她赤身裸體與一大群裸身女人繞著游泳池行定,懸掛在圓形屋頂上籃子里的托馬斯,沖著她們吼叫,要她們唱歌、下跪。只要一個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開槍。

  讓我回到這個夢里。夢的恐懼并不是始于托馬斯的第一聲槍響,而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與一群女人一起裸身列隊行進,這在特麗莎那里是恐怖的典型意象。在家里的時候,母親就不讓她鎖浴室門,這種規定的意思是說:你的身體與別人的沒什么兩樣,你沒有權利羞怯,沒有理由把那雷同千萬人的東西藏起來。在她母親眼中,所有的軀體并無二致,一個雙一個地排隊行進在這個世界上面已。因此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把裸身看成集中營規范化的象征,恥辱的象征。

  夢的開頭還有另一種恐怖:所有的女人都得唱!她們不僅僅身體一致,一致得卑微下賤;不僅僅身體象沒有靈魂的機械裝置,彼此呼應共鳴--而且她們在為此狂歡!這是失去靈魂者興高采烈的大團結。她們欣然于拋棄了靈魂的重壓,拋棄了可笑的妄自尊大和絕無僅有的幻想--終于變得一個個彼此相似。特麗莎與她們一起唱,但并不高興,她唱著,只是因為害怕,不這樣女人們就會殺死她。

  可托馬斯把她們一個個射翻在水池中死去,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些女人為她們的共同劃一而興高果烈,事實上,她們又在慶賀面臨的死亡,行將在死亡中實現更、絕對的同一。托馬斯的槍殺,只是她們病態操演中的極樂高潮而己。每一聲槍晌之后,她們爆發出高興的狂笑,每一具尸體沉入水中,她們的歌聲會更加響亮。

  但為什么執行槍殺的是托馬斯呢?又為什么托馬斯一心要把特麗莎與那些人一起殺掉呢?

  因為他是送特麗莎加入她們一伙的人。這就是這個夢所告訴托馬斯的,而特麗莎自己所不能告訴他的。她來到他這里,是為了逃離母親的世界,那個所有軀體毫無差別的世界。她來到他這里,是為了使自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不可取代的軀體。但是,他還是把她與其他人等量齊觀:吻她們一個樣,撫摸她們一個樣,對待特麗莎以及她們的身體絕對無所區分。他把她又送回到她企圖逃離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間,與她們赤身裸體地走在一起。


第二章 靈與肉

(2)

  她老是夢見三個連續的場景:首先是貓兒的狂暴,預示著她生活中的苦難;接著是幻想中多樣無窮的死;最后便是她死后的生存,其時,恥辱已變成了一種永恒狀態。

  這些夢無法譯解,然而給托馬斯帶來了如此明白無誤的譴責,他的反應只能是低著頭,一言不發地撫摸著她的手。

  夢是意味深長的,同時又是美的。這一點看來被弗洛伊德的釋夢理論給漏掉了。夢不僅僅是一種交流行為(如果你愿意,也可視之為密碼交流);也是一種審美活動,一種幻想游戲,一種本身有價值的游演算我們的夢證明,想象--夢見那些不曾發生的事。是人類的最深層需要。這里存在著危險。如果這些夢境不美,它們就會很快被忘記。特麗莎老是返回她的夢境,腦海里老是舊夢重溫,最后把它們變成了銘刻。而托馬斯就在特麗莎的夢囈下生活,這夢囈是她夢的殘忍之美所放射出來的催眠迷咒。

  "親愛的特麗莎,甜美的特麗莎,我正在失去你嗎?"有一次,他們面對面地坐在一家酒店里,他說,"每一夜你都夢見死,好象你真的愿意告別這個世界……"

  那是在白天,理智與意志又回來了。一滴紅色的葡萄酒饅慢流入她的杯子:"我毫無辦法,托馬斯,呵,我明白,我知道你愛我,我知道你對我的不忠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她望著他,眼里充滿了愛,但是她害怕即將到來的黑夜,害怕那些夢。她的生活是分裂的,她的白天與黑夜在抗爭。

  不論誰,如果目標是"上進",那么某一天他一定會暈眩。怎么暈法?是害怕掉下去嗎?當了望臺有了防暈的扶欄之后,我們為什么害怕掉下去呢?不,這種暈眩是另一種東西,它是來自我們身下空洞世界的聲音,引誘著我們,逗弄著我們;它是一種要倒下去的欲望。抗拒這種可怕的欲望,我們保護著自己,

  那些裸體女人圍著游泳池行進,那些棺材里的尸體為她也是死人面欣喜--這就是她害怕的"底下世界"。她曾經逃離,但這個世界神秘地召喚她回來。這些就是她的暈眩:她聽了一種甜美的(幾乎是歡快的)呼喚,重新宣讀了她的命運和靈魂,聽到了沒有靈魂者的大聚集在召喚她。虛弱的時候,她打算響應這一召喚,回到母親那里去;打算驅散她身體甲板上靈魂的水手們;打算趨就到母親的朋友們中間去,當有人放響屁時跟著笑;還打算和她們一起圍著游泳池裸身行走,一起唱歌。

  的確,直到特麗莎離家那天,她一直在反抗母親。可我們也不要忘記,她同時沒有一天不是愛她的。只要母親用一種愛的聲音說話,她愿意為母親做任何事情。她有勇氣離開母親的唯一原因就是,她從未聽到那種聲音。

  特麗莎的母親意識到自己的專橫對女兒不再起作用時,便開始給她寫一些發牢騷的信,抱怨自己的丈夫、自己的老板、自己的身體以及孩子,并讓特麗莎相信她是她一生中唯一的親人。特麗莎想到,二十中后她終于聽到了母親愛她的聲音,她想回到母親身邊去。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她眼下感到如此虛弱,被托馬斯的不忠弄得如此衰竭不堪。這暴露了她的無能,這種無能總是導向暈眩,導向不可戰勝的倒下去的渴望。

  一天,母親打來電話說她身患癌癥,只能活幾個月了。消息變成了她對托馬斯不忠的絕望反叛。她自責地對自己說,她為了一個男人背叛了母親,可那個男人并不愛她。她愿意忘記母親對她施及的一切磨難。她現在已能設身處地對母親有所理解;她們置身于同樣的處境:母親愛她的繼父,正如她愛托馬斯,而繼父用不忠的行為來折磨母親,正如托馬斯用同樣的方式來傷害她。造成母親怨恨的原由也是她受罪的根源。特麗莎告訴托馬斯她母親病了,她要花一個星期去看她。她的聲音里充滿惡意。

  托馬斯反對她去,感覺到她回到母親那兒去的真正動因不過是暈眩。他給那個小鎮的醫院掛了個電話,查找全鎮關于癌癥的詳細記載,不難發現特麗莎的母親根本沒有癌癥的懷疑,甚至一年多來從未看過病,

  特麗莎順從托馬斯沒有去探視母親。可幾個小時之后,她摔倒在大街上,傷了膝蓋。她走路開始步履不穩了,幾乎每天都摔交,或者碰到什么東西,至少也得給什么東西絆一下。

  一種無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著她。她生活在不斷暈眩的狀態之中。

  常常摔倒的人總是說:"扶我起來吧。"托馬斯不斷地耐心把她扶起來。

  "我想與你在我的畫室里做愛。那兒象一個圍滿了人群的舞臺,觀眾不許靠近我們,但他們不得不注視著我們……"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景觀對特麗莎來說已失去了初始的殘酷,甚至開始使她有些興奮。她與托馬斯做愛,總是小聲地向他叨念那些細節。

  隨后,她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可以使她看到托馬斯的不忠而不去責怪:他只須帶著她,帶著她去與情婦幽會!她的身體也許又會成為她們中間最佳的和唯一的。她的身體將成為他的影子,他的助手,他的另一個自我。"我會為你去給她們脫衣服的,給她們洗澡,然后把她們帶給你……"他們緊緊樓抱在了起時,她總是如此低語。她期望著他們兩人融合成一個兩性人,其他女人的身體將成為他們的玩物。

  呵,成為他一夫多妻生活中的另一個自我!托馬斯根本不愿理解這一點,特麗莎卻無法擺脫它。她試圖培養自己與薩賓娜的友誼,開始主動為薩賓娜照相什么的。特麗莎應邀去薩賓娜的畫室,終于看到了這間寬敞的房子和它的中心部分:那又大,又寬,講臺一樣的床。薩賓娜把斜靠著墻的畫展示給她看:"真是太奇怪了,你以前竟沒到這里來過。"她甚至搬出她在學校時畫的一張舊畫:正在建設中的煉鋼廠。那時是最嚴格的現實主義教育時期(據說非現實主義的藝術是在挖社會主義的墻腳)。以當時爭強好勝的精神,她努力使自己比教師還"嚴格",作畫時隱藏了一一切筆觸,畫得幾乎象彩色照片。

  "這張畫,我偶然滴了一點紅色顏料在上面。開始我叫苦不迭,后來倒欣賞起它來了。它一直流下去,看起來象一道裂縫。它把這個建筑工地變成了一個關合的陳舊景幕,景幕上畫了些建筑工地而已。我開始來玩味這士道裂縫,把它涂滿,老想著在那后面該看見什么。這就開始了我第一個時期的畫,我稱它為'在景物之后'。當然,我不能把這些畫給任何人看,我會被美術學院踢出來的。那些畫,表面上總是一個無懈可擊的現實主義世界,可是在下面,在有裂縫的景幕后面,隱藏著不同的東西,神秘而又抽象的東西。"

  停了一下,她又說:"表面的東西是明白無誤的謊言,下面卻是神秘莫測的真理。"

  特麗莎以高度的注意力凝神傾聽,那模樣,教授們在他們學生的臉上是不常看到的。她開始領悟薩賓娜的作品,過去的和現在的,的確在處理著同一觀念,融會著兩種主題,兩個世界。它們正如常言所說,都有雙重暴光。一張風景畫同時又顯現出一盞老式臺燈的燈光。一種由蘋果、堅果以及一小梯綴滿燭光的圣誕樹所組合的田園寧靜生活,卻透現出一只撕破畫布的手。

  她突然感到一股對薩賓娜的傾慕之情,因為薩賓娜把她當一個朋友。她的傾慕使畏怯和猜疑緩解了,變成了友誼。

  她幾乎忘記了自已是來拍照的。薩賓娜不得不

  提醒她。特麗莎終于把視線從那些畫上移開,投向那張擺在房子中央的、講臺一樣的床。

  床的旁邊是一張小桌,桌上放著一個人頭模型,那種理發師們用來放假發的頭型。薩賓娜的假發架上沒有假發,倒套著一頂圓頂禮帽。"這原是我祖父的。"她笑笑說。

  這是一種黑黑的、硬硬的圓頂禮帽--特麗莎只在電影里見過,就是卓別林戴的那種。她也笑笑,把帽子拿起來打量了一陣,說:"愿意讓我拍一張你戴著它的照片嗎?"

  這個主意讓薩賓娜笑了好久。特麗莎把禮帽放下,拿起照相機開始拍。

  約摸拍了一個小時,她突然問:"照點裸體的怎么樣?""裸體照?"薩賓娜笑了。"是的,"特麗莎更大膽地重復她的建議,"裸體的。"

  "那得喝酒。"薩賓娜把酒瓶打開了。

  特麗莎感到自己的身體虛弱起來,也突然結結巴巴起來。薩賓娜端著酒走來定去,談起了她爺爺,一個小城市的市長。薩賓娜從未見過他,他所留下的東西就是這頂禮帽以及一張與那小城里的顯貴們站在高臺上的照片。照片已看不清楚,不知他們站在臺上干什么,也許他們在主持某個儀式,為某個重要人物的紀念碑揭幕,那個人或許也曾戴過一頂圓頂扎帽出席過某個公眾儀式。

  薩賓娜不斷地講禮帽,講她爺爺,直到喝完第三杯酒,才說:"我馬上就轉來。"說完閃進了浴室。

  她穿著浴衣走了出來,待特麗莎舉起相機選擇鏡頭,她把浴衣打開來。

  這部照相機既是特麗莎觀察托馬斯的情人的機器眼,又是遮掩自己的面孔的一塊面紗。

  薩賓娜花了點時間才把自已的浴衣完全脫掉,這時才發現她所她的境地比自己預計的要尷尬得多。又花了幾分鐘擺弄姿態,她向特麗莎走去,說:"現在該我給你拍了。脫!"

  薩賓娜多次從托馬斯那里聽到命令:"脫!"這已深深刻記在她的記憶里。現在,托馬斯的情人對托烏斯的妻子發出了托馬斯的命令,兩個女人被這同一個有魔力的字連在一起了。這就是托馬斯的方式,不是去撫摸對方,向對方獻媚,或是懇求對方,他是發出命令,使他與一位女人的純真談話突然轉向性愛,突如其來,出入意外,溫和而又堅定,甚至帶有權威的口氣。而且他還保持著一定距離:那時候他從不碰一下被他命令的女人。他也常常用這種方式對待特麗莎,盡管說得柔和,甚至近乎耳語,可那是命令,她從未拒絕服從過。現在聽到這個命令,她燃起了更為強烈的服從欲望。順從一個陌生人的指令而行動,本身就是一種特有的瘋野;而從一個來自女人而非男人的這種命令,瘋野中就包含了更多的狂熱。待薩賓娜接過照相機,特麗莎脫了衣服,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面前,一副繳了械的樣子。的確也是繳了械:她用來遮臉和對準薩賓娜的武器是給繳了。她完全是在接受托馬斯情人的憐憫。這個美麗的征服使她陶醉,她希望自己光著身子站在薩賓娜對面的時刻永遠不要完結。

  我想,薩賓娜也被這奇特的場景迷住了:她情人的妻子竟奇異地依順而膽怯,站在她面前。不過按了兩三次快門以后,她幾乎被自已的迷醉嚇住,為了驅散它,便高聲大笑起來。

  特麗莎也笑了,兩人穿上衣服。

  以往沙俄帝國的一切罪行都被他們謹慎地掩蓋著:一百萬立陶宛人的流放,成千上萬波蘭人的被殺害,以及對克里米亞半島上的韃靼人的鎮壓……這些留在我們的記憶之中,卻沒有留下任何照片資料。遲早這一切將被宣布為捏造的事實。可1968年的入侵捷克可不一樣,全世界的檔案庫中都留下了關于這一事件的照片和電影片。

  捷克的攝影專家與攝影記者們都真正認識到,只有他們是最好完成這一工作的人了:為久遠的未來保存暴力的嘴臉。連續幾天了,特麗莎在形勢有所緩解的大街上轉,攝下侵略軍的士兵和軍官。侵略者們不知道怎么辦。他們用心地聽取過上司的指示,怎么對付向他們開火和扔石頭的情況,卻沒有接到過怎樣對待這些攝影鏡頭的命令。

  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約一半還沒沖洗的膠卷送給那些外國新聞記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報紙:坦克;示威的拳頭;毀壞的房屋;血染的紅白藍三色捷克國旗高速包圍著入侵坦克;少女們穿著短得難以置信的裙子,任意與馬路上的行人接吻,來挑逗面前那些可憐的性饑渴的入侵士兵。正如我所說的,入侵并不僅僅是一場悲劇,還是一種仇恨的狂歡,充滿著奇怪的歡欣痛快。

  她帶了五十張自己全力精心處理的照片去了瑞士,送給了一家發行量極大的新聞圖片雜志。編輯和藹地接待了她,請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獎了一通,然后解釋,事件的特定時間已經過去了,它們已不可能有發表的機會。

  "可這一切在布拉格并沒有過去!"她反駁道,用自己糟糕的德語努力向對方解釋,就是在此刻,盡管國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與他們作對,工廠里建立工人委員會,學生們罷課走出學校要求俄國撒軍,整個國家都在把心里話吼出來。"那是你們不能相信的!這兒沒有人關心這一切。"

  編輯很樂意一位勁沖沖的婦女走進辦公室,打斷談話。那女人遞給他一個夾子,說:"這是裸體主義者的海灘杰作。"

  編輯相當敏感,怕這些海灘裸體照片會使一個拍攝坦克的捷克人感到無聊。他把夾子放到桌子遠遠的另一頭,很快對那女人說:"認識一下你的捷克同事吧,她帶來了一些精彩的照片。"

  那女人握了握特麗莎的手,拿起她的照片。"也看看我的吧。"她說。

  特麗莎朝那夾子傾過身子,取出了照片。

  編輯差不多在對特麗莎道歉:"當然,這些照片與你的完全不一樣。"

  "不,它們都一樣。"特麗莎說。

  編輯與那攝影師都不理解她的話,甚至我也很難解釋她比較這些裸泳海灘和俄國入侵時心里在想些什么。看完照片,她的目光停留于其中一張。上面是一個四口之家,站成一圈:一個裸體的母親靠著她的孩子們,巨大的奶頭垂下來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樣的姿勢依靠在另一邊,陰莖和陰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歡它們,是嗎?"編輯問。

  "都是些好照片。"

  "她給這樣的題材震住了。"那女人說,"我一看你,就敢說你一定沒有去過裸泳海灘。"

  "沒有。"特麗莎說。

  編輯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從哪里來的。共產主義國家都是極端清教徒的。"

  "裸體可沒有錯,"這位女人帶著母性的柔情說。"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東西都是美的。"

  特麗莎的腦子里突然閃現出母親光著身子在屋里走來走去的情景,還有她自己跑過去拉窗簾以免鄰居看到她裸身的母親。她仍然能聽到身后的哈哈大笑。

  女攝影師邀特麗莎去雜志社的自助餐廳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體時了不起的感覺,你知道我說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態!""在俄國坦克前吻著行人的姑娘?""是的。你應該是第一流的時髦攝影家,知道嗎?你最好首先得當當模特兒,象你這樣的人就該碰碰運氣。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夾子照片,給新聞部門看看。當然,要出名還得一段時間。但現在我可以為你做點事:把你推薦給花卉欄目的主編,他也許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非常謝謝你。"特麗莎真心地說。很明顯,坐在對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隨后又問自已,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無意象在布拉格那樣來闖遍蘇黎世,為職業和事業奮斗,為每一幅作品的發表面努力。她也從無出自虛榮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離母親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絕對清楚;無論她是多么熱衷于拍照,把這種熱情轉向別的行當也是同樣容易的。攝影只是她追求"上進"以及能留在托馬斯身邊的一種手段。

  她說:"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夠養活我。我并不需要攝影。"

  女攝影師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棄這個行當。"

  是的,關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為托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對于攝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種激越的憎恨。時過境遷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會再要它們了,因為它們不入時。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遠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對她來說,不能引起絲毫興趣。

  她說:"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寧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說;"你坐在家里,會感到充實嗎?"

  特麗莎說:"比拍仙人球更充實。"那女人說:"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著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為了丈夫生活,你就沒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麗莎突然生氣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攝影師好心地說:"你的意思是你覺得自己快

  樂?"特麗莎還在生氣,說:"當然,我快樂!"那女人說:"只有一種女人能這么說,這種人過于……"她停了停。特麗莎替她說完:"被束縛。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著自己,說:"不是被束縛,是生錯了時代。""你說得對,"特麗莎若有所思地說,"我丈夫正是這樣說我的。"

  托馬斯整天都呆在醫院,把她孤單單地留在家里。不過,她至少還有卡列寧,可以帶著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頭啃啃德文和法文語法,但她感到沮喪,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從莫斯科回來后的廣播演說。她完全忘記了他的話,卻仍然記得他那戰戰兢兢的聲音。她想著那些俄國士兵怎樣在他自己的國家里逮捕了他,一個獨立國家的領袖,把他扣押在烏克蘭的山里達四天之久,揚言要處死他--正如十年前他們也要處死匈牙利的納吉--然后把他趕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臉,換襯衫戴領帶,告訴他作出決定方免一死,訓示他再三考慮自己國家首腦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對面,難命是從。

  他回來了,帶著恥辱,對他羞恥的民族講話。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說不出話來。特麗莎總是忘不了他講話中那些可怕的停頓。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們麻醉了他?還是僅僅沒有了信心?如果說杜布切克沒有給人們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氣不接下氣的可怕的停頓,那些面對著全國聽眾的喘息,留在人們心中了。這些停頓記下了降臨這個國家的全部恐懼。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報編輯部里聽到了逐個講話。編輯部一夜之間便變成了一個抵抗組織。在場的每個人都恨杜布切克,譴責他的妥協,為他的恥辱感到恥辱,被他的軟弱所激怒。

  但這幾天在蘇黎世的思索,使特麗莎不再對他反感了,"軟弱"這個詞聽起來也不再成其為結論。任何人面對強手都是軟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樣體魄強壯的人。那種看來無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時極端軟弱,那種格特麗莎與托馬斯趕到這個國家來的軟弱,現在突然吸引著她。她知道自己是軟弱的,她的營壘是軟弱的,她的祖國是軟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們,準確地說就因為它們軟弱,軟弱得講話時上氣不接下氣地呼呼喘息。

  她發現自己象被暈眩征服一樣,又被這種軟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為感到自己軟弱。她又開始嫉妒,手又開始顫抖。托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樣握住她的手,用力撫摸著使它們平靜。她卻把手抽出來。

  "怎么啦?"他問。

  "沒什么。"

  "你要我怎么辦?"

  "我要你變老一些。老十歲。老二十歲!"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變得虛弱一些,與我一樣虛弱。27

  卡列寧不喜歡變動,對搬往瑞士并不歡天喜地。狗的時間不能標繪成直線,不是連續運動依次前推,倒象鐘表時針那樣繞圓圈推移--它們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躍--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著同一軌跡運行。在布拉格,托馬斯與特麗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動一下花瓶,卡列寧都顯得不高興,因為這打亂了他的時間感覺,正如隨意改變鐘面刻度來愚弄指針一樣。

  不過,他還是在蘇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舊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們問候早安,上午陪特麗莎逛商店,還要露一手顯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樣勝任。

  他是他們生活的計時器。絕望的時候,她總是提醒自己,為了他也必須挺下去。因為他比她更軟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們離棄了的家園更軟弱。

  有一天他們散步回家。電話鈴響了,她拿起話筒問是誰,

  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用德語找托馬斯,語氣不耐煩,特麗莎感到有一種嘲弄的味道。她說托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時候回來,電話那一頭的女人笑了,連再見也沒說就接上了話筒。

  特麗莎知道這說明不了什么。這也許是醫院的一個護士,一個病人,一個秘書或別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煩意亂,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隨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點氣力:絕對不能忍受這絕對無所謂的枝節。

  在一個陌生國家里生活就意味著在離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鋼絲,沒有他自己國土之網來支撐他:家庭,朋友,同事。還有從小就熟悉的語言可幫助他輕

  易地說他想說的話。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種心靈需

  要時,她才依靠托馬斯;可現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這里他拋棄了她,她怎么辦?她一輩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懼中生活嗎?

  她對自己說:他們的結識一開始就是一種錯誤。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過是一個假證件,它使托馬斯想入非非。他們相愛,但他們都使對方的生活如地獄一般。相愛的事實,僅僅能證明這不是他們的錯,不是他們的行為,以及變化無常的感情的錯,而是他們不相配:他是強壯的,她是虛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說一個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國,結結巴巴,氣喘吁吁,說不出話。可是,當這位強者都弱得不能傷害這位弱者時,弱者也就不得不強起來以離去。她對自己說著這些,把臉貼在卡列寧毛茸茸的頭上說:"對不起,卡列寧,看來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她擠進火車廂的一個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頭頂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來,卡列寧就靠著她的腿蹲著。這時,她老想著她和母親住在一起時,她供職的那個餐廳里的廚師。那人總是抓住每一個機會在背后侮辱她,不厭其煩地當著每一個人的面問她打算什么時候跟他去睡覺。想起這樣一個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厭惡的典型。可現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視著他,對他說:"你總是說想和我睡覺,行,我在這里呢。"

  她希望做點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馬斯那兒去,希望殘酷地毀掉這七年的生活。這是暈眩,一種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們也許可以稱這種暈眩為一種虛弱的自我迷醉。一個人自覺軟弱質,決定寧可屈從而不再堅挺,就是被這種軟弱醉倒了,甚至會希望變得更加軟弱,希望在大庭廣眾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試圖勸說自己搬出布拉格,放棄攝影師的工作,回到托馬斯的聲音曾經引誘過她的小鎮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發現自己不得不花些時間處置各種現實問題,只得推遲離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馬斯突然回來了,卡列寧向他猛撲過去。這一刻,他們還來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們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蓋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們就象兩個從未吻過的戀人那樣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嗎?"他問。

  "是的。"她回答。

  "你去過雜志社啦?"

  "打了一個電話。"

  "是嗎?"

  "沒有什么事干,我在等著。"

  "為什么?"

  她沒有回答。她不能告訴他,她一直在等著他.

  現在,我們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時刻了。托馬斯煩悶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厲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麗莎很快也醒了(俄國飛機在布拉格盤旋,噪音使人無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為她而回來的,因為她,他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現在,他再也不要對她負責了,而她要對他負責。她感到,她似乎還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來勝任地肩負這種責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現在房門口之前,教堂的鐘正敲六點。而他們第一次見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點。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條黃色的凳子上,也聽到鐘樓里的鐘正敲六點。

  不,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種美感,治療著她的沉郁,給了她繼續生活的新的意志。機緣之鳥再一次飛落肩頭閃閃發光。她眼含淚花,傾聽著身邊的呼吸聲,感到說不出的抉樂。


第三章 誤解的詞

(1)

  日內瓦是大大小小的噴泉和公園之城,公園的室外演奏臺不時飄來音樂聲。這所大學就隱沒在樹叢里。弗蘭茨剛講完下午的課,走出大樓,碰上灑水車正在澆灑草地。他心情極好,正要去見他的情婦。她的住處離這里只隔了幾條街。他常常順便去看她,但只是作為一位朋友,沒有性的要求。如果他們在日內瓦她的畫室里做愛,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兩個女人,即妻子與情人之間。日內瓦還保留著法國的傳統,夫妻得睡一床。幾個小時之內從一張女人的床轉到另一張女人的床,他覺得不論對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種恥辱,最終對他也是一種恥辱。

  他愛這個女人已經有好幾個月了。這種愛對他來說如此寶貴,他想在他的生活中為她創造出一塊獨立的天地,一片純凈的禁區。外國大學邀他講學,現在他全部應允下來。這些還不夠滿足他新產生的旅行癖,他又開始以一些代表會和座談會為借口,作為他近來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時間安排很靈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講活動。在短短的時間里,他已帶她見識了許多歐洲城市和一個美國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嗎?"弗蘭茨問。

  "我更喜歡日內瓦。"她回答。正站在畫架前仔細審視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蘭茨輕輕地試探道,

  "我見過巴勒莫了。"她說。

  "見過?"他語氣中露出嫉妒。

  "一個朋友曾經從那兒給我臺來一張明信片,就貼在衛生間,你沒注意?"

  她給他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本世紀初,那里住了一位詩人,老得走不動了,只能讓他的抄寫員扶著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寫員說:'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飛過這座城市的第一架飛機。'可這位詩人連眼皮都沒有抬,說:'我對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對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樣,有同樣的旅館和汽車,而我的畫室總是有新的,不同的種種圖像。"

  弗蘭茨有些沮喪。他已經慢慢地習饋了把他用的愛情生活與出國旅行聯系起來,說"讓我們去巴勒莫吧",無疑是向她表示性愛的明確信號;而她說"我更喜歡日內瓦",無異于說:他的情人不再愛他。

  他怎么會對她這么摸不透?她從未使他有絲毫憂慮之理!事實上,她是一個見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動的人。他長相很好,學術事業也處于巔峰時期,在專業座談會上與學術辯論會上所表現的傲氣與銳氣使同事們都害怕,然而他為什么要天天擔心情人的離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釋就是弗蘭茨的愛情不是他社會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愛情只是他乞求對象憐憫的一種欲望。他自己就象一個被繳了械的戰俘事先就把對付打擊的防衛力量解除了,打擊降臨時他也就無所驚奇。所以我說,對弗蘭茨而言,愛情意味著對某種打擊的不斷期待。

  正當弗蘭茨傷心失意的時候,他的情人把筆放下了,走到另一間房里,拿來一瓶酒,一句話沒說便開了瓶蓋倒了兩杯。

  他立即感到輕松,還有點好笑。這句"我更喜歡日內瓦"并不意味著對方拒絕做愛,相反,只是意味著她厭倦于把做愛與國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舉起酒杯一干而盡。弗蘭茨也喝光了,自然高興異常。即便把對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實際上愛的呼喚,他還是有點擔心:他的情人看來執意要突破他在兩人關系中設置的純潔地帶,未能理解他使這種愛擺脫庸俗的嘗試,未能理解他把這種愛與他的婚姻家庭徹底劃清界線的企圖。

  禁止自己與畫家情婦在日內瓦做愛,實際上是他娶了另一個女人的自行懲罰。他感到一種背叛的內疚。與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與妻子仍睡在一張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來,吸入對方身體的氣息。真的,他寧愿一個人睡,可結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們知道,象征性的東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當他躺在妻子旁邊,便想起情人會想象他與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當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恥。那就是為什么他總希望與妻子睡覺的床和與情人做愛的床,在空間上要離得越遠越好。

  他的畫家情人給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發,帶著難以揣測的冷漠,慢慢脫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無視弗蘭茨的存在。她就象一個當著全班即興表演的學生,要讓全班相信她獨自一個人在屋子里,沒有人看著她。

  她穿著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個人在屋子里)久久地盯著弗蘭茨。

  這種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義。所有的情人都是從一開始就無意識地建立起他們的各種約定,而且互不違反。她剛才盯著他的目光卻是約定之外的東西,與平時做愛時的眼光神態毫無共通之處,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調情,純粹是一種疑惑詢問。問題在于,弗蘭茨對它問的什么一無所知。

  她從裙子里退身出來,拉著他的手帶向靠墻的一面大鏡子。她沒讓他的手抽出,以同樣的疑問的眼光久久打量著鏡子,先看自己,然后又看他。

  鏡子旁邊放著一個套了頂舊圓頂黑禮帽的假發架子。她彎腰取來帽子,戴在自己頭上。鏡子里的形象立即變了:一位身著內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著一頂極不適當的圓頂禮帽,握著一位穿著灰色西裝和結著領帶的男子的手。

  他實在無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脫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額外小把戲,或一次偶然的雙份賞賜。他微微笑著表示理解和贊同。

  他期待情人也對他報以微笑,但她沒有,只是拉著他的手,站在那兒盯著鏡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事兒開始了,又結束了,他這才開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時間太長了。他溫和地用兩個手指托起禮帽的帽沿,微笑著從薩賓娜頭上取下來,放回到假發架子上,好象他是在抹掉哪個頑皮孩童涂在圣母瑪麗亞像上的胡子。

  幾秒鐘過去,她仍然一動不動凝視著鏡子里的自己。弗蘭茨溫情地俯吻她,再次求她十天后與他一起去巴勒莫。這一次,她明確表示同意。然后,他走了。

  他又處于極佳心境。被他一生都詛咒為無趣都市的日內瓦,現在看來也顯得漂亮而充滿奇遇。他站在街上,回頭看了看那畫室寬大的窗戶。春末的天氣很熱,所有的窗戶都加了百葉天篷。他又朝公園走去,公園的盡頭,東正教教堂的金色圓頂朝上豎立,象兩顆鍍金的炮彈,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懸掛而沒有馬上倒塌下來。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接著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駛向湖的北岸,回家。

  現在就剩薩賓娜自己了。她還是只穿著內衣,回到鏡子前,把禮帽又戴上,久久地看著自己,對自己多年來只是為了追尋那失去了的一瞬間而感到驚訝,

  許多年以前,這頂禮帽曾使托馬斯拜訪她畫家時興致盎然。他戴上帽子,從大鏡子里去看自己,鏡子也象在日內瓦一樣是靠著墻的。他想看看自己作為一個十九世紀的市長是什么摸樣。薩賓娜開始脫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頭上。他們都站在鏡子面前(每次她脫衣時他們總是站在鏡子面前),看著他們自己。她脫掉了內衣,頭上仍然戴著帽子,在這一瞬間,她意識到他們倆都被鏡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動了。

  什么能使他們如此激動?幾分鐘前她也戴著帽子,看起來只不過是個玩笑而已。激動與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嗎?

  是的。他們通過鏡子互相觀看,最初幾秒鐘看到的只是一種笑劇場面,突然,笑劇被一種激動所覆蓋:圓頂禮帽不再意味著玩笑,而是意昧著強暴,強暴薩賓娜,強暴她作為一個女人的尊嚴。她看到自已赤裸的雙腿以及從薄薄短褲里隱約透出的陰毛三角區。女式內褲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幫邦的男子禮帽對她的女性魅力給以否決,褻瀆,以及嘲弄。托馬斯穿戴整齊地站在身邊,這一事實意昧著他們倆所看到的已遠非某種純凈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后來也會不得不脫衣、戴帽什么的);而是一種恥辱。她不但沒有唾棄它,反而自豪地挑逗池把它玩味個夠,玩昧它的全部價值,好象服從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開的強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顧帽子滾到桌下,兩人在鏡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滾起來。

  讓我們回到禮帽上來吧!

  首先,這是一個模糊的記憶,通向被遺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紀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長。

  第二,這是她父親的紀念物。埋葬了父親質,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財產,她拒絕不顧廉恥去捍衛一己之權利,便嘲諷地宣稱她愿意要這頂禮帽作為難一的遺產。

  第三,這是她與托馬斯多次性愛游戲中的一個道具。

  第四,這是她有意精心培養的獨創精神的一個標志。她移居時沒帶多少東西,而帶了這又笨又不實用的東西,意昧著她放棄了其它更多實用的東西。

  第五,現在她佳在國外,這頂帽子成了一件傷感物。她去蘇黎世見托馬斯,就帶著這頂帽子,打開旅館房門時頭上也正戴著它。可有些她沒有預料到的事發生了:這頂帽子不再新鮮有趣和刺激性欲,僅僅變成了一座往昔時光的紀念碑。他們倆都感動了。他們象是第一次做愛,不是一種猥褻的性游戲。這次見面也不是他們性交往的一種繼續,不能象以面那樣每次都有機會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亂。這次會見是一種時間的回復,是他們共同歷史的贊歌,是那遠遠一去不可回的沒有傷感的過去的傷感總結。

  這頂禮帽是薩賓娜生命樂曲中的一個動機,一次又一次地重現,每次都有不同隨意義,而所有的意義都象水通過河床一樣從帽子上消失了。我們也許能稱它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兩次定入同一條河流"):這頂帽子是一條河床,每一次薩賓娜走過都看到另一條河流,語義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義,盡管原有意義會與之反響共鳴(象回聲,象回聲的反復激蕩),與新的含義混為一體。每一次新的經驗都會產生共鳴,增添著渾然回聲的和諧。托馬斯與薩賓娜在蘇黎世的旅館里被這頂帽子的出現所感動,做愛時幾乎含著熱淚,其原因就是這黑色的精靈不僅僅是他們性愛游戲的遺存,而且是一種紀念物,使他們想起薩賓娜的父親,還有她那位生活在沒有飛機與汽車時代的祖父。現在,我們站在這個角度,也許比較能理解薩賓娜與弗蘭茨之間的那道深淵了:他熱切地聽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熱切地聽了他的故事。但是,盡管他們都明白對方言詞的邏輯意義,但不能聽到從它們身上淌過的語義之河的竊竊細語。所以,當她戴著這頂禮帽出現在他面前,弗蘭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語言在對他講話;既不是猥褻,也不是傷感,僅僅是一種不能理解的手勢。他不舒服是因為它太缺乏含義。

  人們還很年輕的時候,生命的樂章剛剛開始,他們可以一起來譜寫它,互相交換動機(象托馬斯與薩賓娜相互交換禮帽的動機),但是,如果他們相見時年歲大了,象薩賓娜與弗蘭茨那樣,生命的樂章多少業已完成,每一個動機,每一件物體,每一句話,互相都有所不一樣了。

  如果我把薩賓娜與路蘭茨的談話記下來,可以編出一本厚厚的有關他們誤解的詞匯錄。算了,就編本小小的詞典,也就夠了。

  誤解小辭典"女人"

  薩賓娜并沒有選擇一個作女人的命運。我們所沒有選擇的東西,我們既不能認為是自己的功勞,也不是自己的過錯。薩賓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確的態度來對待非已所擇的命運。在她看來,反抗自己生為女人是愚蠢的,驕傲于自己生為女人亦然。

  他們初交時,弗蘭茨以一種奇怪的強調性口吻宣稱:"薩賓娜,你是個女人。"她不明白,為什么他要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一本正經地強調這眾所周知的事實。只到近來,她才明白了"女人"這個詞的含義,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尋常的強調。在他眼中,女人不僅意味著人類兩性之一,這個詞代表著一種價值。并非任何婦女都堪稱為女人。在弗蘭茨眼中,如果薩賓娜是一個女人,他妻子克勞迪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結識克勞迪幾個月之后,她威脅他說,如果他拋棄她,她便自殺。弗蘭茨被她的威脅迷惑了。他并不是特別喜歡克勞迪,但被對方的愛蒙騙了。他感到自己配不上這么偉大的愛,感到自己欠了她一個深深的鞠躬。

  他回報鞠躬如此之深竟是娶了她。盡管克勞迪再末重視過那種伴以自殺威脅之詞的熱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卻記憶長存,思慮常駐:決不能傷害她,得永遠尊敬她內在的女人。

  這是一個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勞迪",而是"尊敬克勞迪內在的女人"。

  如果克勞迪本人便是女人,那么誰是他必須永遠尊敬的那個隱藏在她身內的女人呢?也許是柏拉圖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親。他決不會想到說,他尊敬他母親身內的女人。他崇拜母親,不是母親身內的什么女人。他的母親與柏拉圖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他十二歲那年,母親被弗蘭茨的父親拋棄,突然發現自己很孤單。孩子懷疑有什么嚴重的事發生了,可母親怕使他不安,用溫和而無關緊要的話掩蓋了這一幕。父親走的那一天,弗蘭茨和母親一起進城去。離家時,他發現母親的鞋子不相稱,猶豫不決,想指出她的錯誤,又怕傷害她。在他與母親一起在城里走的兩個鐘頭,他的眼睛沒有離開過她的腳。這是他第一次體會到難受意昧著什么。

  忠誠與背叛

  從孩提時代到陪伴她走向墓地,他始終愛她。記憶中的愛也是連綿不絕。這使他感到忠誠在種種美德中應占最高地位:忠誠使眾多生命連為一體,否則它們將分裂成千萬個瞬間的印痕。

  弗蘭茨常跟薩賓娜談起他母親,也許他有一種無意識的用心:估摸著薩賓娜會被他忠誠的品行歷迷住,那樣,他便贏得了她。

  他不知道,更能迷住薩賓娜的不是忠誠而是背叛。"忠誠"這個詞使她想起她父親,一個小鎮上的清教徒。連星期天,他都在畫布上描畫森林里的落日與花瓶中的玫瑰。多虧了他,她從小便開始畫畫了。十四歲那年,她愛上了一個與她一般年紀的男孩。父親嚇壞了,一年沒敢讓她獨自出門。有一天,他又拿畢加索的復制品給她看,取笑那些畫。她不能與她十四歲的同學戀愛,至少是可以愛上立體派的。她完成學業,滿心歡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終于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從我們幼年時代起,父親和老師就告誡我們,背叛是能夠想得到的罪過中最為可恨的一種。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著打亂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著打亂秩序和進入未知。薩賓娜看不出什么比進入未知狀態更奇妙誘人的了。

  她是美術學院的學生,但不能象畢加索那樣畫畫。這正是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規定獨尊的時代,是成批制作共產主義政治家們肖像的時代,她要背叛父聲的愿望總不能如愿以償:這種共產主義只不過是另一個父親罷了。這位父親同樣嚴格地限制她,同樣禁止她的愛(清教徒時代)以及她的畢加索。如果說她終于與一位二流演員結了婚,只是因為那人有著怪漢子的名聲,同樣不為兩種父親所接受。

  隨后,母親去世了。就在她參加葬禮返回布拉格之后,她接到了父親因悲傷而自殺的電報。

  她突然感到良心的痛苦:那位畫花瓶玫瑰和憎惡畢加索的父親真是那么可怕嗎?擔心自己十四歲的女兒會未婚懷孕回家真是那么值得斥責嗎?失去妻子便無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么可笑嗎?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要離開他。(她現在與其把他看成一個怪人不如說把他看作于今不能自投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們背叛乙,是為了我們曾經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著我們撫慰了甲。一個離了婚的畫家,其生活與她背叛了的父母的生活絲毫不相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彌補,它喚來的只是后面一連串背叛的連鎖反應,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們離最初的反叛越來越遠。

  音樂對弗蘭茨來說,音樂能使人迷醉,是一種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類的藝術。沒有誰真正沉醉于一本小說或一幅畫,但誰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巴脫克的鋼琴二重奏鳴曲、打擊樂以及"硬殼蟲"樂隊的白色唱片集呢?弗蘭茨對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無所區分,認為這種區分實在過時而虛假。他象愛莫扎特一樣愛搖滾樂。

  他認為音樂是一種解放的力量,把他從孤獨、內省以及圖書館的塵埃中解放了出來,打開了他身體的大門,讓他的靈魂走人世間,獲得友誼。他愛跳舞,遺憾薩賓娜沒有他那樣的熱情。他們一起坐在餐廳里,吃飯時聽到附近喇叭里傳出轟轟的音樂并伴有重重的打擊聲響。

  "真是惡性循環,"薩賓娜說,"音樂越放越響,人翻會變成聾子。因為他們變聾,音樂聲才不得不更響。""你不喜歡音樂嗎?"弗蘭茨問。

  "不喜歡。"她又補充,"不過在一個不同的時代里……"她想著巴赫的時代,那時的音樂就象玫瑰盛開在雪原般的無邊無際的寂靜之上。從童年起她開始追求音樂,就領受著噪音妨礙。在美術學院那幾年,學生們整個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過。他們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鋼廠建鍛工地勞動,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樂從早上五點直吼到晚上九點。盡管樂曲是歡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沒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進公共廁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聲音象一群獵狗一直騷撓著她的安寧。

  那時她想,只有在那里才有這樣專橫的音樂統治。到了國外,她才發現把音樂變為噪音是一個必經的過程,人類由此而進入了完全丑陋的歷史階段。完全丑陋的到來,首先表現在無所不在的聽覺丑陋:汽車,摩托,電吉他,電鉆,高音喇叭,汽笛……而無所不在的視覺丑陋將接踵而至。

  飯后,他們上樓去自己房里做愛。弗蘭茨入睡時思維已開始失去了連貫性,回想起吃飯時噪雜的音樂聲,對自己說:"噪音可有個好處,淹沒了詞語。"他突然意識到他一生什么也沒有干,只是談話,寫作,講課,編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們,到頭來呢,文字全不準確,意思皆被淹沒,內容統統喪失,它們變成了廢話,廢料,灰塵,砂石,在他的大腦里反復排徊,在他的頭顱里分崩離析,它們成了他的失眠癥,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朧朧卻全心全意期待著的是沒有任何束縛的音樂,是一種絕對的聲音。它包容著一切愉悅與歡樂,它是超強音,是窗戶發出的格格震蕩,將一勞永逸地吞沒他的痛苦,無聊,以及空洞的詞語。音樂是對句子的否定,是一種反詞語!他期望與薩賓娜久久地擁抱,不再說一句話,不再講一個字,讓這音樂的狂歡之雷與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點。然后,幻想中的極樂喧囂終于象催眠曲一樣,使他睡著了。

  光明與黑暗對薩賓娜來說,生活就意昧著觀看。觀看被兩條界線局限著,一種是強光,使人看不見,另一種是徹底的黑暗。也許這就是薩賓娜厭惡一切極端主義的原因。極端主義意味著生命范圍的邊界。不論藝術上或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激情,是一種掩蓋著的找死的渴望。在弗蘭茨那里,"光明"不會與某張日暖風和的風景畫相聯系,而會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陽,燈泡,聚光燈。弗蘭茨的聯想總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陽,理智的光輝,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樣地吸引他。這些天來,他知道做愛前關掉燈委實可笑,總是留一盞小燈照著床。然而,他深入薩賓娜的那一刻,卻合上了眼睛,滲透了全身的快樂呼喚著黑暗。黑暗是純凈的,完美的,沒有思想,沒有夢幻;這種黑暗無止無盡,無邊無際;這種黑暗就是我們各人自身歷帶來的無限。(是的,如果你要尋找無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樂的一腳間,弗蘭茨自己崩潰了,融化在黑暗的無限之中。自己變成了無限。一個人在他內在的黑暗中長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態就變得越小。一個閉著眼睛的人,便是一個受到毀傷的人。薩賓娜發現弗蘭茨的模樣乏味無趣,也閉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對她來說,黑暗并不意昧著無限,卻意味著觀看事物時的不滿,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絕觀看。

  薩賓娜有一次讓自己參加了移民朋友的聚會。象往常一樣,他們又在反復推敲他們應該或不應該拿起武器去反蘇。身處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們自然顯得樂意戰斗。薩賓娜說:"你們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話說得不合時宜。一位燙著灰色卷發的男人,用長長的食指指著她:"這可不是說話的樣子。你們都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你也是。反對共產黨當局你做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畫畫兒……"

  在薩賓娜的國家里,評價和檢查老百姓司空見慣己成原則,本身就是無休無止的社會活動。如果某個畫家要辦個展覽,一位普通公民要領取去國外海灘旅行的簽證,或一個足球運動員要參加國家隊,那么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薦信或報告(從門房、同事、警察、地方黨組織以及有關工會那里來的),由專門的官員將此綜合,補充,總結。這些報告與美術才華、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氣的疾病毫無關系,它們只說明一個問題:"公民的政治情況"。(用另一句話說就是,這位公民說過什么,想過什么,行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會中表現如何。)每一件事(一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遷,度假)都有賴于這種評價過程的結果,因此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否要為國連隊踢球,或是否獲準展覽作品,是否去海灘度假),都必須蹈規蹈矩努力表現以取得優良的評價。

  這就是薩賓娜聽到灰頭發男人講話時所想到的。他不關心他的同胞們是否足球運動員或畫家(在這一群移民中,沒有一個捷克人對薩賓娜的作品表示過任何興趣);只關心他們是否反對共產主義,積極地或消極地?真正實在地或是表面地?從一開始就反還是從移居國外以后?

  她是一個畫家,曾經細心留意并記住了那些對調查別人滿有熱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們都有比中指稍長一些的食指,并且愛用它去指那些偶然與他們談談話的人。事實上,直到1968年,統治了這個國家十四年的總統諾沃提尼,正是曾經掀動著與其酷似的這種理發店里做出來的波浪灰發,用最長的食指指向中歐所有的居民。

  這位尊貴顯眼的移民不曾看過薩賓娜的畫,從畫家嘴里聽說他象諾沃提尼,臉變得緋紅,自一陣,又紅一陣,最后轉為摻白。他想說什么,什么也沒說出來,只得沉默。直到薩賓娜站起來離開,大家也都沉默著。

  這使她很不高興。走到街上,她問自己為什么要費那么多心思與捷克人保持接觸。她與他們有什么關系?是地域嗎?如果問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祖國的名字在他們心目中將引起何種聯想,各人頭腦閃現的國土狀貌肯定迥異,整一的可能勢必勾銷。

  那么是文化嗎?可什么是文化?音樂嗎?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嗎?是的。但如果一個捷克人沒有音樂感受又怎么辦?這樣,做捷克人的實質意義便煙消霧逝。

  那么是偉人嗎?是胡斯?剛才房子里的人都沒有讀過他的一頁書。他們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燒死在火刑柱上時那光輝的火焰,那光榮的灰燼。于是,對于他們來說,身為捷克人的實質意義除了灰燼,再沒有什么。唯一能使他們聚合在一起的東西,便是他們的失敗與他們的相互指責。

  她走得很快,與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畢竟還有另一些捷克人,與那有長長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樣。何況她那段小議論后的難堪沉默,也沒有表明他們都反對她。沒有,他們也許是被這突然的憤怒搞昏了頭,沒有理解他們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為什么她不原諒他們?為什么不把他們都看成可憐的被拋棄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們知道為什么。她背叛了她的父親,生活便向她敞開了背叛的漫漫長途。每一個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惡也是勝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絕服從秩序--拒絕永遠和同樣的人在一起講同樣的話!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擾的原因。但這并非心情不悅,恰恰相反,薩賓娜的印象中,這是一次勝利,有看不見的人還在為她熱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間滑向極度痛苦:漫漫長途總有盡頭!遲早她不得不結束自己的背叛!遲早她不得不結束她自己!

  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過火車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車進站了。她上了車,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開包廂的門,發現弗蘭茨坐在臥鋪上。他站起來迎接她,她伸出雙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過氣來。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樣,有一種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訴他,別趕我走,抱緊我,把我當你的玩物,你的奴隸,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么也沒說。

  她從對方的擁抱中松脫出來,只說了一句話:"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興呀。"這是她的天性允許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誤解小辭典(繼續)"游行"

  游行對意大利和法國人來說很容易。他們被父母逼著去教堂時,便以參加黨派作為報復(共產黨,毛澤東黨,托洛茨基黨等等)。然而薩賓娜的父親兩頭都不誤,開始送她去教堂,而后又逼她參加共青團會議。他擔心女兒游離組織之外將有所不測。

  她參加強制性的游行,總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后的女孩老對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腳后跟。唱歌時,她從來就不知道歌詞,只是把嘴巴張張合合,于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發。從小,她就恨游行。

  弗蘭茨曾就讀巴黎,天資不凡,二十歲那年就確定了學者生涯。從二十歲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將會被局限在大學辦公室、一兩所圖書館,或兩三個演講廳里。想到這種生活將把他窒息,他總是期望著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從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間,他參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慶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議什么,去露天里和人們呆在一起。游行的隊伍直抵圣耶門大街或從共和廣場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顛倒。他把行進和呼喊看成歐洲以及歐洲史的形象。歐洲就是偉大的進軍,從革命到革命,從斗爭到斗爭,永遠向前。

  換一種方式說:弗蘭茨感到他的書本生活不真實,他渴望真實的生活,渴望與人們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他們的呼叫。他從沒有想過他所認為的不真實生活(在與世隔絕的辦公室或圖書室里辛勞)事實上正是他的真實生活,而他想象為真實的游行不是別的,只是戲院,舞場,狂歡--用另一句話來說,是一個夢。

  薩賓娜讀書時佐在宿舍里。五一節,所有的學生大清早都得報到參加游行,學生干部們清梳大樓以保無人漏掉。薩賓娜躲進電梯間,直到大樓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間。這里比她記憶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靜,唯一的聲音是遠處游行音樂的回響。她仿佛正躲在一個小棚屋里避難,只能聽到一個敵對世界的海濤喧囂。

  移居一兩年后,她偶爾去巴黎參加祖國被入侵的周年紀念。抗議游行當然在計劃之列,她當然也被卷了進去。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游行隊伍。她向法國朋友們說起這件事,他們都很驚訝。"你的意思是說你不同意反對對你們國家的占領?"她本來想告訴他們,在共產黨當局和法西斯主義的后面,在所有占領與入侵的后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的口號的齊步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遠也沒法使別人明白這些,便尷尷尬尬地改變了話題。

  "紐約的美"

  弗蘭茨與薩賓娜在紐約街上一定就是幾個小時。每走一步都有新鮮的景觀,如同他們是循著一條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驚嘆不已:一位年輕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禱;幾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婦女靠著一棵樹;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橫過馬路時指揮著一支無形的樂隊;一個噴泉在噴水而一群建筑工人坐在噴泉邊上吃午飯;一些奇怪的鐵梯上上下下爬滿建筑還配有丑陋的紅欄桿,丑到極致也就顯得美妙;再定過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墻面的摩天大樓,后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樓頂帶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樂廳,有塔樓,游廊,還有鍍金圓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畫。也是一些極不調和的東西混在一起:鋼廠的建設工地上添了一盞煤油燈;一盞帶著彩畫玻璃燈罩的舊式燈破成了細細的碎片,撒落在荒涼的沼澤地。

  弗蘭茨說,"歐洲人意識中的美總帶有預先規定的尺度,我們總是有一種審美的目的和一個長遠計劃。就是這個東西,使西方人花了幾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藝復興時期風格的廣場。紐約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它沒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設計,就象石筍狀溶洞。它那些丑陋形式是偶然產生的,沒有設計的。在這樣不可思議的外圍環境中,它們突然閃耀出奇異的詩意。"

  薩賓娜說:"沒有目的的美。說得對。換一種說法,可以是'錯誤的美'。世界上的美整個兒消失以前,美還會依賴著失誤而存在一陣子。'錯誤的美'--這是美的歷史上最后一個階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產生也是由于錯誤地滴了一滴紅顏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于"錯誤的美",紐約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國。

  弗蘭茨說:"也許人們設計出來的美過于嚴格和冷靜,紐約無目的美比它要豐富多變,但這不是我們歐洲人的美,是一個異己陌生的世界。"

  他們最終談攏了嗎?沒有,看法仍然迥異。薩賓娜被紐約美的異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蘭茨覺得這種美新奇卻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歐洲來。

  薩賓娜的國家

  薩賓娜理解弗蘭茨對美國的乏味感。他是歐洲的化身:母親是維也納人,父親是法國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蘭茨極其羨慕薩賓娜的國家。無論什么時候,她談起自己以及國內來的朋友,弗蘭茨聽到"監獄"、"迫害"、"敵方坦克""移民"、"宣傳品"、"禁書"、"非法展覽"這類名詞,就油然生出一種羨慕加向往的復雜好奇感。

  他對薩賓娜承認:"有個哲學家曾在文章里說我著作中一切論點都是無法驗證的推測,稱我為'冒牌的蘇格拉底',我當時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發了一通火。現在一想,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經歷中最大的打擊!是我一生中戲劇性的種種可能的頂峰!我們倆,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兩維,你進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進入了小人國的領地。"

  薩賓娜給以反駁,她說打擊、悲劇以及戲劇性事件不意味著什么,沒有任何內在的價值,不值得尊敬和羨慕。真正值得羨慕的是弗蘭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靜安寧地獻身于此。

  弗蘭茨搖搖頭:"一個社會富裕了,人們就不必雙手勞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動。我們有越來越多的大學和越來越多的學生。學生們要拿學位,就得寫-寫學位論文。既然論文能寫天下萬物,論文題目便是無限。那些寫滿字的稿紙車載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檔案庫里。即使在萬靈節,也沒有人去光顧他們。文化正在死去,死于過剩的生產中,文字的浩瀚堆積中,數量的瘋狂增長中。這就是貴國的一本禁書比我們大學中滔滔萬卷宏論意義大得無比的原因。"

  從這種精神出發,我們才能理解弗蘭茨對革命的軟弱性。他最開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國,被這些國家的殘酷嚇壞了后,只得嘆口氣,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沒有分量亦遠離生活的詞句。他成了日內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沒有示威游行),在一連串的克制中(無女人亦無游行的孤獨),他發表了好些學術專著,都獲得了可觀的贊揚。后來有一天他遇到了薩賓娜。她是個新的發現。她來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覺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東西還存留著:廣闊的生活,冒險的生涯,敢作敢為,還有死的危險。他把她祖國的悲劇加在她身上,發現她顯得更加美麗。糟糕的是薩賓娜對這出悲劇并不喜愛。"監獄"、"迫害"、"禁書"、"占領"、"坦克"一類詞是丑陋的,沒有絲毫浪漫氣息。唯一使她感覺甜美引起思鄉之情的詞,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亞的墓地都象花園,墳墓上覆蓋著綠草和鮮艷的花朵。一塊塊莊嚴的墓碑隱沒在萬綠叢中。太陽落山的時候,墓地閃爍著點點燭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們的晚會上舞蹈。是的,孩子們的舞會。死魂都象孩子一樣純潔。無論現實生活如何殘酷,即便在戰爭年月,在希特勒時期,在斯大林時期,在所有被占領的時期,和平總是統治著墓地。她感到心緒低落的時候,便坐上汽車遠離布拉格,去她如此喜愛的某個鄉間墓地走走。在藍色群山的背景下,它們如搖籃曲一般美麗。

  對弗蘭茨來說,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塊與尸骨。

第三章 誤解的詞

(2)

  "我從不開車,車禍嚇死人!就算沒把你撞死,也讓你留個終身標記!"正說著,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頭,那指頭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時差點給削掉了,現在還留在手上也算個奇跡。

  "你說什么?"克勞迪今天狀態最佳,沙啞著聲音問,"我有一回碰上了嚴重車禍,我就沒把命丟掉。再說,沒有比住醫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著,只是讀呀讀的,日日夜夜。"

  他們都驚奇地看著她,更使她其樂融融。弗蘭茨感到一種既討厭(他知道那場車禍后妻子曾極度消沉又報怨個沒完)又佩服(她總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經歷過的事說得有聲有色)的復雜情緒。

  "就是在那里,我開始把書分成白天的書和晚上的書,"她繼續說,"真的,有些書是要白天讀的,有些書只能晚上讀。"

  現在,所有的人都又驚奇又崇拜地看著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還握著自己的指頭,皺著眉頭回想車禍。

  克勞迪轉身問他:"司湯達的書你會歸進哪一類?"

  雕刻家沒有聽清問題,不舒服地聳聳肩。旁邊一位文藝批評家說,他認為司湯達的書該白天讀。

  克勞迪搖了搖頭,嘶啞著喉音說:"不,不,你錯了,你錯啦!司湯達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蘭茨置身這場白天夜晚的藝術之爭,卻不安地盼著薩賓娜到來。他們花了很多天的時間考慮她該不該接受參加這次雞尾酒宴的邀請。宴會是克勞迪準備的,招待曾經在她私人畫廊展出過作品的畫家雕刻家們。薩賓娜遇見弗蘭茨以后,總是回避他的妻子。他們又怕被發覺,于是得出結論,認為她來的話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邊偷偷地朝門廳打望,一邊聽到了他十八歲的女兒的聲音。女兒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這一圈,擠到女兒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們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則盤腿坐地。弗蘭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會轉移到那邊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時候坐在地毯上,這一姿態表明串直,不拘禮節,政治自由,殷情好客,還體現一種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勞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熱情勁兒使弗蘭茨擔起心來,她去買香煙會不會也坐在鋪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個男人的腳上,問他:"阿倫,你最近在干什么?"

  阿倫如此天真誠懇,努力給這位畫廊主的女兒一個認真回答,開始向她解釋自己的新探討--把攝影與油畫結合起來。但他還沒講完三句話,安娜便開始吹起小調來。畫家還在慢慢說,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尚未明到口哨。

  弗蘭茨耳語:"你能告訴我體為什么要吹口哨嗎?"

  她大聲說:"我不喜歡人們談政治。"

  他們這一圈確實有兩個人站在那里討論即將開始的法國大選。自覺有責任引導活動的安娜,問那兩個人是否打算去羅西尼歌劇院,一個意大利歌舞團下周將在日內瓦演出。與此同時,畫家阿倫卻沉入他繪畫新探求中越來越龐大的細節。弗蘭茨為自己的女兒感到羞恥,為了讓她安分點,他宣稱安娜每次看歌劇都索然無趣牢騷滿腹。

  "你混!"安娜坐著給了他肚子上一拳。"那個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過他兩次,我已經愛上他了。"

  女兒太象她母親,這使弗蘭茨無法原諒。她為什么不象他?但他毫無辦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聽到她母親也宣布愛上了這個或那個畫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愛上了一位自行車賽手。當然,這只是雞尾酒宴上的閑話趣談,但他總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說起他來也如出一轍,還有自殺的威脅之詞。

  正在這時,薩賓娜進來了。安娜繼續談著羅西尼時,克勞迪走了過去。弗蘭茨把注意力投向那兩個女人的談話。幾句寒喧客套之后,克勞迪捻著薩賓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飾大聲說:"這是什么?多丑啊!"

  弗蘭茨深深一驚。妻子的話不意味著挑斗,接下去的沙啞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勞迪否定這垂飾但并不希望危害她與薩賓娜的友誼。但她通常不會這么說的。

  "我自己做的。"薩賓娜說。

  "這垂飾真丑,真的!"克勞迪高聲地重復,"你不該戴它。"

  弗蘭茨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飾的丑與美,一件東西她愿意說丑就丑,愿意說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飾預定就是美的,即使她發現的確很丑,也不會說。長久以來,歐歐拍拍已成為她的第二天性。

  那么為什么她決定說薩賓娜自己做的垂飾丑呢?

  弗蘭茨突然明白無誤地找到了答案:克勞迪聲稱薩賓娜的垂飾丑是因為她有本錢這么說。

  或者更準確些說:她這么說是要讓人們明白,她有本錢說薩賓娜的垂飾丑。

  薩賓娜去年的畫展不怎么成功,所以克勞迪并不特別重視薩賓娜的光顧。然而,薩賓娜卻有種種理由重視克勞迪的畫廊,只是她的行為尚未證實這一點。

  是的,弗蘭茨看清了:克勞迪抓住有利場合向薩賓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們兩人之間的真正力量均勢到底如何。7

  誤解小詞典(續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這一邊是鱗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樓的櫥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間小屋與舒適豪華的夾墊大搞,她們只穿了乳罩和短褲衩,挨近玻璃窗坐著,看上去象討厭的貓。

  街道的另一邊是建于十四世紀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與上帝的世界之間,街道散發出尿的臭氣,象一條河劃分著兩個王國。

  老教堂里面,所有殘留的哥特式風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墻,還有柱子、拱頂和窗戶。墻上沒有一幅圖畫,其它地方也沒見雕塑。教堂象體育館一樣空曠,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幾排給牧師們坐的椅子,圍著一堵可供教長站立的小墩墻。椅子后面是為那些有錢的自由民而設置的木頭小廂房以及柵欄。看來,椅子和廂房一直就設置在那里,人們從未考慮到墻的形狀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對哥特式建筑的輕視與無所謂。幾個世紀前,加爾文教派的信仰把這座大教堂變成了一個大頂棚,唯一曲作用是讓那些忠實的信徒避避風雪。

  弗蘭茨被它迷住了:歷史的偉大進軍曾經怎樣穿過這巨大的殿堂!

  薩賓娜想起波希米亞所有城堡是怎樣收歸國有,變成了勞工訓練地、養老院,甚至牛棚。她參觀過一個牛棚:接鐵鏈的鉤子釘入夜粉墻上,系在銑絲上的牛焦渴地瞪著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兒喂了雞。

  "正是它的空曠使我神往,"弗蘭茨說,"人們收起了祭壇、塑像、圖畫、椅子、地毯和圣經,在那一刻得到了歡樂和安慰。他們把一切統統丟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掃帚怎樣清掃這大教堂嗎?"

  "窮人不得不站著,而富人占有包廂,"薩賓娜榴著那些包廂說,"但是有一種東西把銀行家和乞瀉聯系在一起:對美的仇視。"

  "什么是美呢?"弗蘭茨發現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畫廊預展時的妻子一邊,正在認同她的堅持己見。那就是文詞和言論的無窮虛幻,還有文化的虛幻,藝術的虛幻。

  薩賓娜在學生隊里勞動時,靈魂被高音喇叭里歡樂的進行曲不斷毒害。一個星期天,她借來一部摩托,朝山上開去,在一個從未到過的邊遠村莊里停下來。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禮拜。當時宗教受到當局的壓制,大多數人對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長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爺子和老婦人,他們不害怕當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詠般地吟誦禱文,人們跟著他齊聲重復。這稱為連禱。同一句話反復重現,象一位流浪漢忍不住連連回望家鄉,象一個人不忍離世。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雙眼聆聽禱詞的曲調,又睜開眼,打量上方那藍色拱頂上嵌著的金色大星星。她驚喜入迷了。

  她在這個鄉村教堂無意遇到的東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過了,教堂與連禱本身里里外外都未見得美,它們的美存在于與建筑工地上天天歌聲喧躁的比較之中。她突然覺得這些人是美的,他們如同一個叛逆的世界,是一種神秘的新發現。

  從那時起,她就認為美是一個叛逆的世界。我們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著它的什么地方。美就藏在當局制造的游行場景之后,我們要找它,就必須毀掉這一景觀。

  "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蘭茨說。無論新教還是禁欲主義都未曾使他如此熱情。這是另外一種東西,高度私有性的東西,是他不敢與薩賓娜討論的東西。他想,他聽到了一種聲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掃把,掃掉克勞迪所有的預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還有所有的演講、專題辯論會,所有無用的言語和無聊的文詞,把它們統統從自己的生活中掃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偉巨大的空闊突然出現在他面前,這神奇的新發現象征著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們在某家旅館里做愛,薩賓娜撫著弗蘭茨的手臂說:"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蘭茨對她的贊美很高興,從床上爬出來,臀部頂地,用一條腿鉤佐一張很重的橡木椅子,輕輕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遠也不必害怕,不論什么情況我都能保護你,我以前還是個拳擊冠軍呢!"

  他用手把椅子舉過頭,薩賓娜說:"知道你這么強壯,真好。"

  但她內心中自語,弗蘭茨也許強壯,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與共的人面前,在他愛的人面前,他顯得軟弱無力。弗蘭茨的軟弱也可以稱為美德。他從不向薩賓娜下指示,從不象托馬斯那樣命令她,要她躺在鏡子旁邊的地上以及光著身子走來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達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來完成的。生理上的愛沒有暴力是難以想象的。

  薩賓娜看著弗蘭茨舉著椅子在屋予里走過,象看到一個使她震驚的怪物,心里充滿了奇怪的悲傷。

  弗蘭茨把椅子放到薩賓娜的對面,坐下來說:"我當然喜歡強壯,但在日內瓦,這些肌肉對我有什么好處?它們象裝飾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還沒有同人打過架哩。"

  薩賓娜又開始了孤獨的沉思:如果她有一個指揮她的男人又怎么樣呢?一個要控制她的人嗎?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鐘!從這兒得出結論,無論強者還是弱者,沒有人適合她。

  "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來對付我?"她問。

  "愛就意昧著解除強力。"弗蘭茨溫柔地說。

  薩賓娜明白了兩點:第一,弗蘭茨的話是高尚而正義的,第二,他的話說明他沒有資格愛她。

  生活在真實中

  卡夫卡曾在日記或是信件中提到這樣一句,生活在真實中。弗蘭茨記不清這話的出處,但這句話強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實中意味著什么?從反面來講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撒謊,不隱瞞,而且不偽飾。然而從遇見薩賓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謊言中。他蹬妻子說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會議,馬德里講學;他不敢與薩賓娜并肩步行于日內瓦的大街。他還欣賞謊言與躲藏:這些對他來說是如此新異,他象一個老師的愛學生鼓起勇氣逃學,感到十分興奮。

  薩賓娜認為,生活在真實之中,既不對我們自己也不對別人撒謊,只有遠離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睜眼盯住我們做什么的時候,在我們迫不得已只能讓那只眼睛盯的時候,我們不可能有真實的舉動。有一個公眾腦子里留有一個公眾,就意昧著生活在謊言之中。薩賓娜看不起文學,文學作者老是泄漏他們自己或他們朋友的種種內心隱秘。薩賓娜以為,一個放棄了自己私我隱秘的人就等于喪失了一切,而一個自由而且自愿放棄它的人必是一個魔鬼。這就是薩賓娜保守著那么多戀愛秘密但一點兒也不感到難受的原因。相反,這樣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實之中。

  在弗蘭茨這一方面,他確認把私生活與公開生活分成兩個領域是一切謊言之源:一個人在私生活與在公開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人。對弗蘭茨來說,生活在真實之中就意昧著推翻私生活與公開生活之間的障礙。他喜歡引用安德魯.勃勒東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間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見你,沒有任何秘密。

  當他聽到妻子對薩賓娜說:"那垂飾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無法活在謊言中了,他非得站起來維護薩賓娜不可。他終于沒有那樣做,僅僅是害怕暴露了他們的愛情秘密。

  雞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計劃與薩賓娜一起去羅馬度周末。"那垂飾真丑"的話耿耿于懷,使他用一種全新的眼光來看克勞迪。她的侵犯--無懈可擊,喳喳呼呼,勁頭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負給卸了下來。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內部空間,感到那空白喚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撿拾自己的陋袋。克勞迪進來了,談論著晚會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對某些觀點大表贊同,對另一些觀點則撇嘴一笑。

  弗蘭茨看了她很久,說:"羅馬沒有什么會議。"

  她還沒有看出問題:"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個情人,已經九個月了,"他說,"我不想在日內瓦同她聚會,所以有這么多旅行。我想,現在是你該知道的時候了。"

  他一開口便不覺得緊張了,轉過身去以免看見克勞迪臉上的絕望。他估計自己的話會使她絕望的。

  停了一會兒,他聽見她說:"是嘛,我想我是該知道啦。"

  她的語氣如此堅定,佼弗蘭茨掉轉頭來。她看起來一點也不震驚,事實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啞著嗓音的那同一位婦人:"那垂飾真丑!"

  她繼續說:"你既然有膽告訴我,你騙我九個月了,你認為能告訴我她是誰嗎?"

  他過去總告誡自己,沒有權利傷害克勞迪,應該尊敬她身內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換一句話來說,他腦子里妻子與母親形象的聯系現在怎么啦?他的母親,悲愴而受傷的母親,他的母親,穿著不相稱的鞍,已經離克勞迪而去--她也許沒有,也許從來就不曾隱含在克勞迪的身體之內。這一切化作一腔憤怒向他襲來。

  "我沒有理由瞞你。"他說。

  如果說他的不忠尚不足以傷害她的話,他斷定挑明她的對手會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視著她,告訴她是薩賓娜。

  一會兒后,他與薩賓娜在機場見面。隨著飛機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來越輕。他終于對自己說,九個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實之中了。8

  薩賓娜似乎感到弗蘭茨撬開了他們隱私的大門,似乎瞥見了在日內瓦認識的一穎穎腦袋:克勞迪,安娜,畫家阿倫,握著手指頭的雕刻家。現在,不管她愿意與否,她成了她毫無興趣的一位婦人的對頭。弗蘭茨會提出離婚,而她務必在他那張大大的結婚床上取代克勞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時候還與觀眾保持著或長或短的距離,而她卻要在這所有的人面前演戲,不是薩賓娜,是不得不演薩賓娜的角色,并決定怎樣演這個角色更好。一旦她的愛被公開,愛便沉重起來,成為了一個包袱。薩賓娜一想到這點就畏縮不前。

  他們在羅馬一家餐館吃晚飯,她默默地喝著酒。

  "你沒有生氣吧?"弗蘭茨問。

  她使對方確信她沒有。她仍然處于混亂之中,不能確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們在開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車廂里相遇的情景,那時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緊緊擁抱她,永遠不要松開。她期望結束那危險的背叛之途,期望終止這一切。

  她可以強化那種欲念,試圖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趨強烈。

  他們在羅馬街上走回旅館。周圍的意大利人又鬧又叫又手舞足蹈,他們默默走著,卻聽不到自己的沉默。

  薩賓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長時間;弗蘭茨蓋著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樣,亮著一盞小燈。

  她回來時,把燈關了。這是第一次她這么做。弗蘭茨應該注意到這一點的,他沒有。燈對他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如我們所知,他總是閉著眼睛做愛的。

  事實上,正是他那雙閉著的眼睛使薩賓娜關掉了燈。她一刻也受不了那雙低垂的眼瞳。常言說,眼睛是心靈之窗。因此弗蘭茨閉著眼睛在她身上扭動著的身體,只是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而已。象一只剛剛出生的幼畜,閉著眼微喊地尋找奶頭。強壯有力的弗蘭茨在交合的時候,象一頭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著她的奶頭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個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卻是個吮奶的嬰孩,她便覺得自已是在與一個嬰孩交合,實在近乎厭惡。不!她不再愿意看見這個在她身上瘋狂扭

  動的身軀,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頭交給他。一條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她當然知道,她是極為不公平的。弗蘭茨是她所見男人中最好的一個--聰明,能理解她的畫,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這么想,就越想強奪他的智慧,污損他的好心,摧毀他無能的體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愛比以往都狂熱得多,她意識到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萬里。她再次聽到背叛的金色號角在遠遠地召喚她,她知道自己無法堅持下去,她感觸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動的無拘無束無遮無攔。她給了弗蘭茨從未有過的瘋狂而放縱的愛。

  弗蘭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熱淚。他以為他是理解了:薩賓娜整個吃飯的時候都安靜沉默,對他的決定沒吭一聲,現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將永遠與他生活在一起的歡欣,還有她的激情,她的贊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猶如一位馳入輝煌太空的騎士,那里沒有他的妻子、女兒、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掃帚掃得一于二凈,那輝煌真空里將填入他的愛。

  他們各自都把對方視為坐騎,馳入他們期望的遠方。他們都沉醉于將解脫他們的背叛之中。弗蘭茨騎著薩賓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薩賓娜騎著弗蘭茨背叛了弗蘭茨本人。9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見母親--可憐,弱小,需要他的幫助。這種幻覺深深根植于他的心靈,使他兩天來一直無法使自己擺脫這個念頭。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開始不安,擔心他走后克勞迪會完全垮下來,說不定會鬧出嚴重的心臟病。他偷偷打開門走進自己的房間,站在那兒聽了一陣:是的,她在家。猶豫了一下,他走進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樣打打招呼。

  "是嗎?"她譏諷地眼皮向上一翻,驚叫道,"你?到這兒來啦?"

  他想說(他倒是真正驚住了),"我還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沒有說。

  "我們直說好了,怎么樣?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對。"

  他去羅馬那天承認自己與薩賓娜的事,當時尚無明確的行動計劃。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勞迪徹底談一次,盡可能不傷害她。他不曾想到她會平靜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這樣不費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喪。他一輩子都怕傷害她,自覺遵守著一夫一妻制的無效紀律,而現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這一切純屬多余。由于一種誤解,他拒絕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課,他直接由大學去薩賓娜那兒,決定問她可否去她那里過夜。一按門鈴才知沒人。他坐在街對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張望了許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門前尷尬徘徊。

  夜晚來臨了,他不知道該去哪里。他這一輩子都是與克勞迪共用一張床。如果回克勞迪那里去,他該睡什么地方?當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發上,但那不形如瘋人怪漢嗎?不顯得有點神志錯亂嗎?他畢竟希望與她保持友誼啊!與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聽到她嘲弄地問他干嘛不去找薩賓娜的床鋪。他在一家旅館租了一間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過薩賓娜家的門鈴。

  又過了一天,他去問過薩賓娜的看門人,那人一無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給房主打了電話,得知薩賓娜兩天前就告辭走了。

  以后的幾天,他照常去那兒,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這一天他發現門開了,三個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與畫裝進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車里。

  他問他們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

  他們回答,他們曾受嚴格囑托不得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買他們以求獲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無力這么做。悲傷使他完全崩潰。他不理解這是為什么也不知道發生了什么。只知道從碰到薩賓娜起他就一直等候著這一切的發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蘭茨無力阻擋。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兒不在時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數必備的書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勞迪喜歡的東西。

  一天,他從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兩個女人坐在一起,臉上眉飛色舞,擅長做鬼臉的天賦使她臉上留下許多長長的皺折。那些女人仔細聽著,連聲哈哈大笑。弗蘭茨老覺得她是在談論他;她肯定知道了,弗蘭茨決定與薩賓娜一道生活的時候,薩賓娜卻在日內瓦消失。這該是個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為妻子朋友們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這兒每個鐘頭都能斷到圣皮爾的鐘聲。他發現百貨公司已把他買的新書桌送來了,立刻忘記了克勞迪及其朋友們,甚至一時忘了薩賓娜。他在書桌前坐下來,很高興這張桌子是自己親自挑的。二十年來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選的,一切都被克勞迪管著。終于,他不是一個小孩子了,有生以來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請來一個木匠做書柜,花了幾天時間設計式樣,選定擺書超的地方。

  就某一點來說,他驚訝地意識到自己并不特別難過,薩賓娜的物化存在并沒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燦爛的足跡,神奇的足跡,任何人也無法抹去。她從他的視界里消失之前,塞給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掃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視的一切都從生活中掃去了。一種突然的慶幸,一陣狂亂的欣喜,還有自由和新生帶來的歡樂,都是她留下的饋贈。

  事實上,他總是喜歡非現實勝于現實,如同他感到去參加游行示威比給滿堂學生上課更好(我已經指出,前者不過是表演與夢想)。看不見的女神薩賓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總怕失去的薩賓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給了他萬萬想不到的男子漢自立的自由,這種自由成為了他誘人的光環。他在女人心目中變鋸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個學生也愛上了他。

  于是,在一段短得驚人的時間內,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給變更了。不久前他還與傭人、女兒、妻子住在寬敞的中上階層富宅里,現在卻住在老區的一所小房子里。幾乎每個晚上,那位年輕的學生兼情人都來陪他。他用不著殷勤侍候她游歷世界,從一個旅館到一個旅館,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與她做愛!旁邊桌上放著他自己的書和自己的煙灰缸!

  她是個樸素的孩子,并不特別漂亮。但她用弗蘭茨近來崇拜薩賓娜的方式來崇拜弗蘭茨。他不覺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許感到用薩賓娜換取了一個戴眼鏡的學生有什么劃不來,他天生的美德也務必使他去愛護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傾瀉過的父愛加倍地賜給她--與其說他有一個女兒安娜,倒不如說安娜更象克勞迪的復制品。

  一天,他去見妻子,告訴對方他想再結婚了。

  克勞迪搖了搖頭。

  "離婚對你來說根本無所謂!你不會失去任何東西!財產我都給你!"

  "我不在乎財產。"她說。

  "你在乎什么?"

  "愛情。"她笑了。

  "愛情?"弗蘭茨驚訝地問。

  "愛情是一場戰斗,"克勞迪仍然笑著,"我打算繼續打下去,直到勝利。"

  "愛情是戰斗?好吧,我一點兒也不想打。"他說完就走了。

  結束了日內瓦的四年,薩賓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脫憂郁。如果有誰問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總是很難找到語言來回答。我們想表達我們生命中某種戲劇性情境時,曾借助于有關重的比喻。我們說,有些事成為了我們巨大的包袱。我們或是承受這個負擔,或是被它壓倒。我們的奮斗可能勝利也可能失敗。那么薩賓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沒有。她離開了一個男人只是因為想要離開他。他迫害她啦?試圖報復她嗎?沒有。她的人生一劇不是沉重的,而是輕盈的。大量降臨于她的并非重負,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還充滿著激情與歡樂,向她展開一條新的道路,通向種種背叛的風險。可倘若這條路定到了盡頭又怎么樣呢?一個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國家以及愛情都失去了--還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薩賓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這種虛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標嗎?

  她自己以前當然意識不到這一點。她怎么可能呢?我們追尋的目標總是不為我們所知。一個姑娘渴望結婚渴望別的什么但對這一切毫無所知,一個小伙子追求名譽卻不懂得名譽為何物。推動我們一切行動的東西卻總是根本不讓我們明了其意義何在。薩賓娜對于隱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無所察覺,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輕--不就是目的所在嗎?她離開日內瓦,使她相當可觀地接近了這個目的。

  到巴黎三年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來信,是托馬斯的兒子寫的。他居然能打聽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現在給他父親"最親密的朋友"寫信。他告知了托馬斯與特麗莎死的消息。前幾年,他們一直住在一個村子里,托馬斯當了集體農莊的司機。他們不時開車到鄰鎮去,在一家廉價小旅店過夜。那條路曲曲折折經過幾座山,有一次他們在突然加速時撞壞了車,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體摔成了肉醬。后來據警察說,汽車的剎車糟糕透頂。

  她不能忘掉這消息,與她過去的最后一絲聯系中斷了。

  按照她的老習慣,她決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靜下來。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墳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薩賓娜不明白,為什么死人想在頭頂建起這些偽造的宮殿?墓地是正在化為石頭的虛無。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強對死亡的夠感,比他們活著的時候更糊涂。他們的墓碑展示著身價,那里沒有父親、兄弟、兒子、祖母,只有社會形象--一些頭銜、職位以及榮譽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郵政職員也夸示他的職業選擇,他的社會意義--他的高貴地位。

  沿著一排墳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喪事主持人把滿抱鮮花逐一分發給送葬者,也給了薩賓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隨他們繞過了許多墓碑,才來到墓穴,緩緩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極點。一朵花拋下去,優雅飄搖地翻了幾個筋斗才落到靈樞上。在波希米亞,墓穴沒有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亞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邊的一塊石頭上,那塊石頭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頭。為什么石頭能把她嚇成這個樣?

  她回答自己:墳墓上蓋著那些石頭,死人便永遠不得翻身了。

  死人無論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們身上蓋泥土或是石頭又有什么不一樣呢?

  不同之處在于:如果攻上蓋著石頭,則意昧著我們不要死人回來了,沉重的石頭告訴死者:"呆在你那兒吧!"

  這使薩賓娜想起了父親的墳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長出了花朵,一棵楓樹深深地扎了根。這樹根和花朵給他打開了一條走出墳墓的道路。如果她父親是用石頭蓋著,她就再也無法與死去的他交談,無法從簌簌樹葉中聽出父親原諒她的聲音。

  埋葬托馬斯和特麗莎的墓地又怎么樣呢?

  她開始一次次想起他們。他們好幾次開車去鄰鎮,在一家廉價的旅店里過夜。信中的這一段吸引了她的視線。這說明他們是快樂的。她又一次把托馬斯當作自己的一幅畫來構想:畫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畫家所作的浮華外景,穿過外景的裂縫看去,卻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樣死去,不象唐璜。薩賓娜的父親與母親是死于同一個星期,托馬斯與特麗莎是死于同一秒。薩賓娜突然想念起弗蘭茨來。

  她那時跟他說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厭惡地顫抖著,把墓地說成一堆尸骨和石頭。他們之間的誤解鴻溝便隨即展開。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為自己待他那樣不耐心而遺憾。如果他們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話,他們是能夠開始理解對方用語的。他們的詞匯會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會漸漸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現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況薩賓娜知道她應該離開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這里,他們會用石頭蓋在她身上。對于一個無家可歸的女人來說,總是想著一切旅程的某個終點是不可忍受的。11

  弗蘭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勞迪,也知道那位戴大號眼鏡的姑娘,但沒有人知道薩賓娜。弗蘭茨誤以為妻子與她的朋友談薩災娜,其實,薩賓娜是個漂亮女人,克勞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與美人臉蛋相比較。

  弗蘭茨如此害怕私情敗露,因此從未向薩賓娜要過一張她的油畫、草圖,甚至一張她的快照。結果,她沒留下任何痕跡地從他生活里消失了,沒有一點點確實的東西可以表明,他曾與她在一起度過了最最美好的時光。

  這只能更使他決心保留對她的忠誠。

  有時候,他與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會目光離開書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

  弗蘭茨坐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總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話來回答她,事實上他在想念薩賓娜。

  不論他什么時候在學術雜志上發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個讀它,與他作些討論。而他心里想的卻是薩賓娜會對他怎么說。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薩賓娜而做,是用薩賓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絕不做任何事情來傷害那位戴眼鏡的學生情婦,因此這種不忠的絕對純真形式,對弗蘭茨來說是特別合適。他培養著對薩賓娜的狂熱崇拜,這種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愛情。

  的確,從神學的角度來說,是薩賓娜送給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愛和神之愛兩者中間,是絕對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愛(基于神學理由)必定含有一劑不可解說、不可理喻的烈藥(我們只須回憶一下那本誤解詞典和一系列誤解詞匯!),他的人之愛卻建立在真實的理解上。

  學生情婦比薩賓娜年輕得多,生命的樂曲簡直還只有個輪廓。她感謝弗蘭茨給了她生活的主題。弗蘭茨的偉大進軍,現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樂現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歡節。他們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實之中,沒有什么秘密。他們與朋友、同事、學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興地與他們坐在一起,喝酒,職天。他們經常去阿爾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蘭茨會彎下腰來,讓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過草地時又會讓她跳下來。他會用最高的音量,給她讀一首小時候從母親那兒學來的德國長待。姑娘歡樂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著他脖子時,還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對俄國人所占領國家的奇怪同情。一個紀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個由日內瓦的捷克人組織的紀念性集會。房子幾乎是空的,那位發言人裝模作樣地晃動著灰頭發,長長的發言稿使得幾個盡管熱心的聽眾也覺乏味,他的法語語法正確卻帶有很重的外國腔。他為了強調某一點,不時舉起食指,象是在威脅聽眾。

  眼鏡姑娘沒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蘭茨卻在她身旁燦然微笑。他越是看著那可愛的灰頭發和那令人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個秘密信使,一個盡職于他與女神之間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聯翩。就象當年在十五個歐洲旅館和一個美國旅館里他在薩賓娜身上閉上眼睛一樣,他現在也閉上了眼睛。


第四章 靈與肉 

(1)

  特麗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點半了。她走進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馬斯身邊躺下來。他睡著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覺他頭發里有一股奇怪的氣味;又吸了一口氣,結果還是一樣。她象一條狗上上下下嗅了個遍才確定異物是什么:一種女人下體的氣味。

  六點鐘,鬧鐘響了,帶來了卡列寧最輝煌的時刻。他總是比他們起得早,但不敢攪擾他們,耐心地等待鬧鐘的鈴聲,等待鈴聲賜給他權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腳踩他們以及用鼻子拱他們。偶爾,他們也企圖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們任性得多,總是以維護自己的權利而告結束。特麗莎后來也明白了,她的確也樂意由卡列寧把她帶進新的一天。對他來說,醒來是絕對令人高興的,發現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時,他總是顯露出一種天真純樸的驚異以及誠心誠意的歡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極不情愿,醒來時總有一種閉合雙限以阻擋白晝到來的愿望。

  現在,他立在門廳口凝視著衣帽架,那里接著他的皮帶和項圈。她給他套上項圈系好皮帶,帶他一起去買東西。她要買點牛奶、黃油、面包,同往常一樣,還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貼在她身邊跑著,嘴里叼著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為之四顧。一到家,他叼著面包圍躺在臥房門口,等待托馬斯對他的關注,向托馬斯爬過去,沖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兒奪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們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鐘之久,卡列寧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著這一套早晨的儀禮。托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臺小小的晶體管收音機,他正在專心聽著。

  這是一個有關捷克移民的節目,一段私人對話的錄音剪輯,由一個打入移民團體后又榮歸布拉格的特務最近竊聽到的。都是些無意義的瞎扯,夾雜著一些攻擊占領當局的粗話,不時還能聽到某位移民罵另一位是低能兒或者騙子。這些正是廣播的要害所在。它不僅證明移民在說蘇聯的壞話(這已經不會使任何捷克人驚訝不安),而且還表明他們在互相罵娘,隨便使用臟字眼。人們乎常可以整日講臟話,在打開收音機聽到某位眾所周知令人肅然的角色在每句話里也夾一個"他娘的",他們畢竟會大為失望。

  "都是從普羅恰茲卡開的頭。"托馬斯說。

  普羅恰茲卡是位四十歲的捷克小說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開批評時政。后來,他成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愛的人物,把那場隨著入侵而告結束的共產主義自由化搞得轟轟烈烈。入侵后不久,報界發起了一場攻擊他的運動,但越玷污他,人們倒越喜歡他。后來(確切地說是1970年),電臺播出了一系列他與某位教授朋友兩年前的私人談話(即1968年春)。他們倆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發現,教授的住宅已被竊聽,他們每一行動都受到監視。普羅情茲卡喜歡用夸張、過激的話與朋友逗樂,而現在這些過激的話成了每周電臺的連續節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導演了這一節目,費盡心機向人們強調普羅恰茲卡取笑朋友們的插料打渾--比如說,對杜布切克。人們一有機會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現在與其說他們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嚇住了,還不如說他們是被他們十分喜愛的普羅恰茲卡給驚呆了。

  托馬斯關了收音機說:"每個國家都有秘密警察,在電臺播放錄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絕對史無前例!"

  "我知道一個前例,"特麗莎說,"我十四歲的時候寫了一本秘密日記。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頂樓上。媽媽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飯,我們都埋頭喝著湯,她從口袋里拿出日記說:'好了,諸位現在仔細聽一聽。'她讀了幾句,就哈哈大笑。他們都笑得無法吃飯。"

  他總是讓她躺在床上,自己獨自去吃早飯,可她不服從。托馬斯工作從早上七點到下午四點,而她工作則從下午四點到半夜。如果她不與他一道吃早飯,兩人能一塊兒談話的時間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為如此,她早上總要跟著他起身寧可以后再去睡覺。

  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點鐘她得去佐芬島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眾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納少許人,想進去的唯一辦法是拉關系。謝天謝地,托馬斯從前一個病人的朋友是一位1968年后從大學遷來的教授,他妻子便是浴室的出納。于是,托馬斯拜托那病人,病人拜托教授,教授又托付妻子,特麗莎每周便可輕易地得到一張票了。

  她走著去的。她恨車上總是擠滿了人,擠得一個挨一個互相仇恨地擁抱,你踩了我的腳,我扯掉你的衣扣,哇哇地嚷著粗話。

  天下著毛毛細雨,人們撐開傘遮住腦袋匆匆走著。一下子,圓拱形的傘篷互相碰撞,街上擁擠起來。特麗莎前面的男人都高高把傘舉起給她讓路,女人們卻不肯相讓,人人都直視前方,讓別的女人甘拜下風退縮一旁。這種雨傘的會集是一場力量的考驗。特麗莎開始都讓路,意識到自己的好心得不到好報時,也開始象其他的女人緊抓住傘柄,用力猛撞別人的傘篷。沒有人說"對不起",大多數時候人們都不說話,盡管有一兩次她也聽到有人罵"肥豬",或"操你娘!"

  老少娘們兒都用傘武裝起來了,年輕一些的更象鐵甲武士。特麗莎回想起入侵的那些天,身穿超短裙手持長桿旗幟的姑娘們,對入侵者進行性報復:那些被迫禁欲多年的入侵士兵,想必以為自己登上了某個科幻小說家創造出來的星球,絕色女郎用美麗的長腿表示著蔑視,這在入侵者國家里是五六百年來不曾見過的。

  她給那些坦克背景前面的年輕姑娘拍過許多照片,她是多么欽佩她們!而現在這些同樣的姑娘卻在與她撞擊,惡意昭昭,她們準備用抗擊外國軍隊的頑強精神來反擊一把不愿給她們讓路的雨傘。

  她來到古城廣場。這里有梯思教堂嚴峻的塔尖,哥特式建筑的不規則長方形,以及巴羅克式的建筑。古城的市政廳建于十四世紀,曾一度占據了整個廣場的一側,現在卻一片廢墟已有二十七年。華沙、德累斯頓、柏林、科隆以及布達佩斯,在第二次大戰中都留下了可怕的傷痕。但這些地方的城民們都重建了家園,辛勤地恢復了古老歷史的遺存。布拉格的人民對那些城市的人民懷著一種既尊敬又自卑的復雜心理。古城市政廳舊址只是戰爭毀滅的唯一標志了。他們決定保留這片廢墟,是為了使波蘭人或德國人無法指責他們比其它民族受的苦難少些。在這光榮的廢墟前面,在戰爭留給今天和永恒的罪惡遺跡面前,立著一座鋼筋水泥的檢閱臺,供某種示威集會用,或方便于共產黨過去或將來召集布拉格的群眾。看著古城市政廳的殘跡,特麗莎突然想起了母親,想起她那反常的需要:揭露人家的災難和人家的丑陋,展示人家的悲慘,亮出別人斷臂的殘膠并強迫全世界都來圍觀。最近的一切都使她想起母親。她逃離出來已逾七年的母親世界似乎又卷士重來,前后左右把她團團圍位。正因為如此,那天早上她對托馬斯談起,母親如何在飯桌前邊讀她的秘密日記邊發出狂笑。當一種茶余飯后的私下交談都拿到電臺廣播時,這說明什么呢?不說明這個世界正在變成一個集中營嗎?

  幾乎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就用這個詞來表達她對家庭生活的感覺。集中營是一個人們常常日夜擠在一堆的世界。粗野與強暴倒只是第二特征(而且不是完全不可缺少的)。集中營是個人私生活的完全滅絕。普羅恰茲卡就住在集中營里,因此不能有私生活的掩體供他酒后與朋友閑談。(他的致命錯誤是自己居然不知道2)特麗莎與母親佐在一起時,也是在集中營里。她幾乎從小就知道集中營,既不特別異常也不令人吃驚,倒是個很基本的什么東西,我們在給定購這里出生,而且只有花最大的努力才能從這里逃出去。5

  女人們坐在三條成梯形排列的長凳上,擠得那么緊,不碰著是不行的。特麗莎旁邊是一位三十來歲的女人,一個勁出汗,有十分漂亮的臉蛋,從雙肩垂下一對大得難以置信的奶子,身子稍一動,它們就晃蕩個不停。那女人站起來時,特麗莎看見她的屁股也象是兩個大麻袋,與漂亮的臉絲毫接不上邊。

  也許這個女人也常常站在鏡子前看自己的身體,如同特麗莎從小就想從那里窺視自己的靈魂。她一定也懷著巨大的希望,想把自己的身體當作靈魂的顯示。不過,這接著四個皮囊的軀殼反射出來的靈魂,將是多么駭人可怕呵。

  特麗莎站起來,在噴頭下把自己沖洗干凈,走到外邊去。天還下著毛毛細雨。她站在瓦塔瓦河面一塊啪啪作響的甲板上,一塊幾平方英尺的高木板,讓她逃避了城市的眼睛。她朝下看見了剛才一直想著的那女人的頭,正在奔騰的江面上起伏浮動。

  女人朝她笑了笑。她有精巧的鼻子,棕色的大眼睛和帶孩子氣的眼被。

  她爬下梯子時,苗條的身貌讓路繪兩套顫抖著的大皮愛,還有皮愛左右兩邊甩出的一穎穎冰涼水殊。

  特麗莎進屋去穿衣,站在大鏡子前面。

  不,她的身體沒有什么可怕的東西,胸前也沒洼什么大皮愛。事實上,她的乳房很小,母親就常常嘲笑她只有這樣小的乳房。直到托馬斯來以前,她一直對自己的小乳房心情復雜。大小倒無所謂,只是乳頭周圍又黑又大的一圈使她感到屈辱。假使她能設計自己的身體的話,她會選擇那種不打眼的乳頭,拱弧線上的乳頭不要挺突,顏色也要同皮膚色混為一體。她想她的乳暈就象原始主義畫家為客人畫的色情畫中的深紅色大目標一樣。

  瞧著自己,她想知道,如果她的鼻子一天長一毫米的話她會是個什么樣子,要多久她的臉才能變得象別人的一樣?

  如果她身體的各個部分有的長大,有的縮小,那么特麗莎看上去就不再象她自己了,她還會是自己嗎?她還是特麗莎嗎?

  當然,即使特麗莎完全不象特麗莎,體內的靈魂將依然如故,而且會驚訝地注視著身體的每個變化。

  那么,特麗莎與她身體之間有什么關系呢?她的身體有權利稱自己為特麗莎嗎?如果不可以,這個名字是指誰呢?僅僅是某種非物質和無形的東西嗎?

  (特麗莎從兒時起就思考著這些問題。的確,只有真正嚴肅的問題才是一個孩子能提出的問題,只有最孩子氣的問題才是真正嚴肅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礙,換一句話說,正是這些無解的問題限制了人類的可能性,描劃了人類生存的界線。)

  特麗莎站在鏡子前面迷惑不解,看著自己的身體象看一個異物,一個指定是她而非別人的異物。她對此厭惡。這個身體無力成為托馬斯生活中唯一的身體,它挫傷和欺騙了她。整整一夜她不得不嗅著他頭發里其他女人下體的氣味!

  她突然希望,能象辭退一個傭人那樣來打發自己的身體:僅僅讓靈魂與托馬斯呆在一起好了,把自已的身體送到世間去,表現得象其他女性身體一樣,表現在男性身體旁邊。她的身體不能成為托馬斯唯一的身體,那么在她一生最大的戰役中已經敗北,只好自個兒一走了之!

  她回到家,逼著自己站在廚房里隨意吃了點午飯,已是三點半了。她給卡列寧套上皮帶,走著去城郊(又是走!)她工作的旅店。她被雜志社解雇以后就在這家旅店的酒吧干活。那是她從蘇黎世回來后幾個月的事了:他們終究不能原諒她,因為她曾經拍了一個星期的入侵坦克。她通過朋友找到了這份工作,那里的其他人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飯碗的人,暫時在這里避避風:會計是一位前神學教授,服務臺里坐著一位大使(他在外國電視里抗議入侵)。

  她又一次為自己的腿擔憂。還在小鎮餐館里當女招待時,她看到那些老招待員腿上都是靜脈曲張,就嚇壞了。這種職業病源是每天端著沉重的碗碟,走,跑,站。但新工作沒有那么多要求。每次接班,她把一箱箱沉重的啤酒和礦泉水拖出來,以后要做的事就只是站在餐柜后面,給顧客上上酒,在餐柜旁邊的小水槽里洗洗酒杯。做這一切的時候,卡列寧馴服地躺在她腳旁。

  她結完帳,把現金收據交給旅館頭頭,已經過半夜了。她去向那位值夜班的大使告別。服務臺后面的門通向一間小屋,還有一張他可以打個腕的窄床。值班床上的墻上方貼著他自己和許多人的鑲邊照片,那些人沖著鏡頭笑,跟他握手,或者伴他坐在桌子邊上簽寫什么東西。有些照片附有親筆簽名。這個光榮角里還陳列著一張照片,那是他自己與面帶微笑的肯尼迪。

  這天晚上,特麗莎走進這間屋子,發現他的交談者并非肯尼迪,而是一位六旬老翁。她從未見過此入,那老頭一見她也立即住了嘴。

  "沒關系,"大使說,"她是朋友,在她面前你盡可隨便說話。"然后又對她說,"他兒子今天給判了五年。"

  她后來才知道,在入侵開始的那幾天,這老頭的兒子和一些朋友一直監視著入侵特種兵部隊的某所大樓,看見有些捷克人在那里進進出出,顯然是為入侵者服務的特務,他和朋友們就跟蹤那些人,查清他們的汽車牌號,把情報通知前杜布切克的秘密電臺和電視臺,再由他們警告公眾。在這一過程中,孩子與他的朋友曾徹底搜查過一個叛國賊。

  孩子的父親說:"這張片子是唯一罪證,他們亮出來以前,他什么也不承認。"

  他從錢包里取出一張報紙的剪樣:"這是從1968年的《時報》上剪下來的。"

  照片是一個小伙子掐著另一個人的喉頭,后面有圍觀的人群。照片標題是:《懲辦勾結者》。

  特麗莎松了口氣,那不是她拍的照片。

  她帶著卡列寧回家,步行穿過夜幕下的布拉格,想著她那些拍攝坦克的日子。他們是多么天真,以為自己拍照是冒著性命為祖國而戰,事實上這些照片卻幫了警察局的忙。

  她一點半才到家。托馬斯睡著了,頭發散發出女人下體的氣味。8

  什么是調情?有人可能會說,調情就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同時又不讓這種可能成為現實。換句話說,調情便是允諾無確切保證的性交。

  特麗莎站在酒柜后,那些要她斟酒的男人都與她調情。她對那些潮水般涌來沒完沒了的奉承話、下流雙關語、低級故事、猥褻要求、笑臉和擠眉弄眼……生氣嗎?一點兒也不。她懷著不可抑制的欲望,要在社會底層暴露自己的身體(那個她想驅逐到大千世界里的異體)。

  托馬斯總是努力使她相信,愛情與做愛是兩回事。她當時拒絕理解這一點,而現在,她周圍全是她毫不在乎的男人,與他們做愛會怎么樣呢?如果只以那種稱為調情的、即無保證的允諾形式,她渴望一試。

  不要誤會,特麗莎并不希望報復托馬斯,只是希望為自己的混亂找條出路。她知道自己已成了他的負擔:看待事物太嚴肅,把一切都弄成了悲劇,捕捉不住生理之愛的輕松和消遣樂趣。她多么希望能學會輕松!她期望有人幫助她去掉這種不合時代新潮的態度。

  對某些女人來說,如果調情只是她們的第二天性,是不足道的日常慣例;對特麗莎來說,調情則上升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目的是告訴她:她是誰,她能做些什么。她把這一問題變得重要而嚴肅,使之失去了輕松,變得有逼迫感,變得費勁,力不勝任。她打破了允諾和不給保證之間的平衡(誰能保持平衡即說明他有調情的精湛技巧);過分熱情地允諾,卻沒表達清楚這個允諾中包含著她未作保證的另一方面。換一句話說,她繪每一個人的印象就是她準備接受任何人。男人們感到已被允諾,一旦他們向她要求允諾兌現,卻遭到強烈的反抗。他們對此的唯一解釋只能是,她是狡詐的,蓄謀害人。

  一天,一個約摸十六歲的少年坐在柜前的凳子上,好生生的談話中不時跳出一些挑逗字眼,如同作畫時畫錯了一條線,既不能繼續畫下去又不能抹掉。

  "那是你的一雙腿。"

  "你的眼睛能看透木頭嘛!"她回敬道。

  "我在街上就看見你了。"他回答。這時她轉身去侍候別人。等她忙完了,他要一杯白蘭地。她搖了搖頭。

  "我十八歲了!"他抗議。

  "把身份證給我看看。"特麗莎說。

  "不!"少年回答。

  "那么來點軟飲料?"特麗莎說。

  少年一言不發起身就走了。約半個小時之后,他又轉來,動作夸張地找了張凳子坐下,十步之內都能嗅到他口里的酒氣。"軟飲料拿來!"他命令。

  "怎么啦,你醉了!"特麗莎說。

  少年指著特麗莎身后墻上接的一塊牌子:嚴禁供應未成年孩子酒精飲料,說:"禁止你們賣酒給我,但禁不住我喝酒。"

  "你在哪兒喝醉的?"特麗莎問。

  "對門的酒吧。"他哈哈大笑,再一次要軟飲料。

  "你干嘛不在那兒喝?"

  "因為我想看見你,我愛你。"

  他的臉古怪地扭曲著,特麗莎很難斷定他是譏笑、是求愛、還是開玩笑。或者他純粹只是醉得不知自己在胡說些什么。

  她把軟飲料放在他面前,回到別的顧客那里去了。"我愛你"這句話似乎使少年用盡了力氣,他默默地喝光了酒,把錢放在柜臺上,沒等特麗莎有機會看他便溜走了。

  他走了一會兒,一個禿頂的矮個子喝著他的第三杯伏特加說:"你應該知道,給年輕人喝酒是犯法的。"

  "我沒給他酒,那是軟飲料!"

  "我看見你倒了什么!"

  "你說什么?"

  "再給我一杯伏特加,"禿頭又加了-J句,"我已經看你有一陣子啦。"

  "閉嘴!也不感謝一個漂亮姑娘給你的跟福?"一個正好走近酒柜的高個頭男人,見此情景插了進來。

  "站一邊去吧!"禿子叫道,"關你什么事?"

  "那我又問一句,關你什么事?"高個頭反駁。

  待特麗莎端上伏特加,禿子一飲而盡,付上錢,走了。

  "謝謝你。"特麗莎對高個頭說。

  "不用謝。"高個頭說完也走了。

  幾天后,他又到酒吧來了。她看見他便象老朋友一樣沖他笑笑:"再一次謝謝你,那個禿頂家伙老是來這里,太討厭了。"

  "忘了他吧。"

  "他為哪樁要害我?"

  "他是個小小的醉鬼,忘了他。"

  "好吧。既然你這樣說。"

  高個頭看著她的眼睛:"答應啦?"

  "答應。"

  "我喜歡聽到你的許諾。"他仍然看著她的眼睛。

  調情開始了:這是勾引另一個人使之相信有性交的可能,雖然可能性本身還停留在理論范疇和懸念之中。

  "象你這樣漂亮的姑娘,怎么在布拉格最丑陋的地方工作?"

  "你呢,你到布拉格這個最丑陋的地方來于什么?"

  他告訴她,他就住在附近,是個工程師,下班回家順路經過這里,那一天在這里也是純屬碰巧。

  特麗莎看著托馬斯,沒有看他的眼睛,而是看著比眼睛高三、四英寸的地方,看著他那散發出另一個女人下體氣味的頭發。

  "托馬斯,我再也受不了啦。我知道我不該報怨。既然你是為了我才回布拉格的,我已經禁止我自己嫉妒。我不想嫉妒。我猜想自己只不過是不夠強悍,受不了它。救救我吧!求你!"

  他擁抱了她,把她帶到他們以前經常散步的公園。公園里有紅、藍、黃色的長凳,他們坐下來。

  "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托馬斯說:"我留心了一切,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爬一爬佩特林山。"

  "佩特林山?"她心里一緊,"為什么要爬佩特林山?"

  "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她一想到走就極度不安,身體如此虛弱,連離開凳子的力氣似乎都沒有了。但她天經地義地不能違抗他,強迫自己站了起來。

  她回頭看了看,見他仍然坐在凳子上,幾乎是興高采烈地笑了,揮揮手,示意她繼續前進。


第四章 靈與肉

(2)

  來到佩特林山腳,那壯美的綠色山巒在布技格中部拔地面起。她驚奇地發現山里悄無人影。真是怪事,因為在平常似乎總有一半布拉格人在到處亂轉的,而眼下的反常使她不安。但山里如此寧靜,寧靜得如此給人慰藉,以致她完全傾倒在它的懷抱中。她走著走著,多次停下來回首眺望,看到了腳下的塔樓和橋梁,圣徒們舞著拳頭,指起石頭的眼睛凝望云端。這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最后,她到達頂峰。在冰激淋和紀念品的小攤子(它們從來不曾營業)那邊,展開著一片廣闊的草地,星星點點生著一些樹。她注意到草地上有幾個人,越走近他們,她的腳步就越慢。那里一共六個,有的站著,有的悠閑地溜達,如同高爾夫球手在查看球場掂量各種高爾夫球的球棒,努力思索取勝的方安

  她終于走近了池們。六個人中間有三位象她扮演的角色一樣:惶惶不安,看來急于要問個明白,又怕自討沒趣,只得封住口好奇地四下張望張望而已。

  另外三個人流露出恩賜別人的仁慈寬厚,其中一位手里提著步槍,認出特麗莎后朝她笑著揮了揮手:"是啊,就是這里。"

  她點頭作答,仍感到極度惶恐。

  那人又說:"別出什么錯,這可是你自己的選擇,對吧?"

  她本該很容易地說:"不,不!這根本不是我的選擇!"但她不能想象托馬斯的失望。如果她回去的話,她將怎樣解釋?怎樣道歉?于是她說:"當然,是我自己的選擇。"

  拿槍的人又說:"我想解釋一下為什么我想知道這一點。只有我們確認來的人是自己選擇死亡,我們才這么做。我們把這看成一種服務。"

  他古怪地盯了她一眼,她只好再一次向他證實:"不,不,不用擔心,是我自己的選擇。"

  "你愿意第一個來嗎?"他問。

  她想盡量推遲自己的死刑,便說:"不,不要,如果可能,我想作最后一個。"

  "隨你的便。"他向其他人定去。他的兩個助手都沒有武器,唯一職責是陪伴要死的人。他們挽著那些人的手臂,走過草地。草場廣闊無際,一直鋪向肉眼不可及的遠方。等待死刑的人得到自己可以選擇一棵樹的許可,在每顆樹下都停一停,仔細打量,拿不定主意。有兩位最終選擇了梧桐樹,第三位走了又走,看來他感到沒有一棵樹能與自己的死相稱。挾著他的助手和藹而耐心地引導他,直到最后,他失去了繼續走下去的勇氣,在一棵繁茂的楓樹下停了下來。

  助手們給他們蒙上眼睛。

  于是,這三個人,被蒙著眼,仰面朝天,背靠無際草地上的三棵樹。

  拿槍的人瞄準目標開火了。什么聲音也沒有,只有鳥兒在歌唱:原來槍上裝了消聲器。什么東西也看不見,只有那靠著楓樹的人沉沉倒下。

  拿槍的人原地不動,把槍移向另一個方向。第二個人靜靜地扭動了一下。一秒鐘以后(拿槍的人只轉了個方向),第三個人也裁倒在草地上。

  一個助手朝特麗莎走過來,手里拿著一條深藍色的眼罩。

  她意識到對方是來蒙眼睛的,搖搖頭說:"不用:我要看。"

  但這不是她拒絕蒙眼的真正理由。她不是那種英維氣質的人,決心盯得射手們甘拜下風。她只是想推遲死的來臨。一旦蒙上眼睛,她就踏進死亡的大門不可能返回了。

  那人沒有逼她,只是扶住她的手臂。他們走到開闊的草地時,特麗莎無法選出一棵樹。沒人催促她,但她知道自己最終也無法逃脫。她看見前面有棵開著花的栗樹,走了過去,在它前面停下來。靠著樹干向上看去,看見了太陽下燦爛的葉片,還聽到了這座城市的聲音,柔和而甜美,象遠處演奏著的萬把提琴。

  那人舉起了槍。特麗莎感到自己的勇氣都沒有了,虛弱使她絕望,一種根本無法排拒的絕望。"但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她說。

  對方立刻把槍放下,用溫和的聲音說:"既然不是你的選擇,我們不能這么做。我們沒有權利。"

  他說得很和善,象在對特麗莎道歉,他們不能射殺一個自己沒有選擇死亡的人。他的和善震蕩著特麗莎的心弦,她轉身把臉緊貼著樹干,突然放聲大哭起來。

  她哭得全身都在顫抖,緊緊抱著那棵樹,好象不是一顆樹,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親,一位她不曾認識的祖父,一位老祖父,一位祖父的祖父的祖父,一個滿頭自發的老爺爺從時間的深處走來,把樹皮一般粗糙的臉交給她。

  她轉過頭來。這時那三個人已走得遠遠的了,就象高爾夫球手走過一片翠綠,拿槍的人象是握著一根球棒。

  走下佩特林山,她老忘不了那個要開槍殺她但最終沒那樣做的人。呵,她多么想念他!畢竟還有人能夠幫助她!托馬斯不能夠,托馬斯在送她走向死亡。別的人來幫助她了!

  她越走近城市,就越想念那個拿槍的人,越怕托馬斯。他絕不會原諒她的自食其言,絕不會原諒她的儒弱和她的反叛!她回到他們住的街上,知道一兩分鐘以后就要看見他了。她如此害怕見他以至胃又隱隱鬧騰起來了,她想自己是要病了。

  工程師開始勸誘她去他的住宅,前兩次邀請她一一回絕,第三次卻答應了。象往常一樣站在廚房里吃了午飯,她便出發,這時還不到兩點。

  快到他的房子時,她感到自己的腿自然放慢了腳步。

  她突然想起,事實上是托馬斯把她送到這里來的。難道不是他反復地對她說愛情與性交毫無共同之處嗎?好吧,她只是實踐一下他的話,證實一下他的話而已。她差不多能聽到他在說:"我理解你。我知道你需要什么。我留心了一切。你爬上去就知道了。"

  是的,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遵循托馬斯的指示。

  她不會在那里呆很久,不超過喝杯咖啡的時間;僅僅是去體驗一下涉足不忠的邊緣是什么滋味。她把自己的身體推向那個邊緣,讓它在那里如同標樁立一會兒,然后,當工程師企圖擁抱她時,她就會象對佩特林山上的拿槍人那樣,說:"這不是我自己的選擇。"

  于是,那人會放下槍,用溫和的聲音說:"既然不是你的選擇,我不能這么做。我沒有權利。"

  而她,將轉身把臉緊貼著樹干突然放聲大哭。

  這座房子于本世紀初建在布拉格的工人區。她進了一間白粉墻臟兮兮的廳屋,爬了一截帶鐵欄桿的破舊石梯,往左轉,第二個門,沒有門牌也沒有門鈴。她敲了敲門。

  他開了門。

  整個房子只有一間,前面五六英尺的地方掛了一個簾子,形成了一間臨時的小客廳。有桌子、電爐和一個冰箱。走到簾子那邊,她看見窄長的空間盡頭是一個長方形的窗子,窗子一邊碼著書,另一邊放著一張小床和一把椅子。

  "我這里非常簡陋,"工程師說,"但愿你不要掃興。"

  "不,一點兒也不。"特麗莎看了看幾乎遮去一面墻的書架。他沒有書桌,只有數以百計的書。她喜歡看書,從小就把書視為友誼默契的象征,一個有這種圖書館的人是不可能傷害她的,折磨她的惶恐感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他問她想喝點什么,酒嗎?

  不,不,不要酒。只要點咖啡。

  他在簾子后面消失了。她繼續打量書架,一眼就看到了一本書,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的譯本。在這里找到了它是太奇怪了!幾年前,托馬斯把這本書給她,她讀過之后,他繼續一讀再讀。他給一家報紙送去對這本書的讀后感,這篇文章把他們的生活搞得翻天覆地。可現在,看著這書脊似乎也是她的一種安慰。她覺得似乎是托馬斯有意留下這一絲痕跡,一點信息:她在這里出現都是他安排的。她從書架上取出書,打開來,等高個頭工程師進房來,就可以問問他為什么有這本書,讀過沒有,對此書有什么看法。她可以設法將這場談話從一個陌生人房子里的危險話題,引向熟悉的托馬斯思維領域。

  她感到一只手搭在她肩上。那人從她手里拿走了書,不吭一聲地放回書架,把她帶到床邊。

  她再次回想起在佩特林死刑中說過的那句話,大聲說:"這可不是我自己的選擇!"

  她相信這神奇的符咒會立即改變局勢,可是在這間屋里,它失去了魔力。我甚至有一種感覺,它更堅定了那男人的決心:把她拉到自己懷里,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

  太奇怪了,手的接觸立刻消除了她最后的一絲惶恐。她意識到工程師的手只涉及到她的身體,她自己(即她的靈魂)完全置之度外。只是身體,僅僅是身體,是背叛了她的身體,是被她送人世界與其它身體并存的身體。

  他解開她的第一顆襯衣紐扣,暗示她自己繼續下去。她沒有服從。她把自己的身體送入了那個世界,但拒絕對它負任何責任。她既不反抗也不協助他,于是靈魂宣布它不能寬恕這一切但決意保持中立。

  他脫她的衣服時,她幾乎一動不動。他吻她時,她的嘴唇沒有反應。她突然感到自己的下身開始潮潤起來,她害怕了。

  她興奮地反抗自己的意志,并感到興奮因此而更加強烈。換句話說,她的靈魂盡管是偷偷地但的確寬恕了這些舉動。她還知道,如果這種興奮繼續下去,靈魂的贊許將保持緘默。一旦它大聲叫好,就會積極參加愛的行動,那么興奮感反而會減退。所以,使靈魂如此興奮的東西是自己的身體正在以行動反抗靈魂的意志。靈魂在看著背叛靈魂的肉體。

  他已經脫了她的短褲,讓她完全光著身子了。她的靈魂看到了她赤裸的身體在一個陌生人的臂膀之中,如同在近距離觀察火星時一樣感到如此難以置信。這種難以置信,是因為靈魂第一次看到肉體并非俗物,第一次用迷戀驚奇的目光來觸撫肉體:肉體那種無與倫比、不可仿制、獨一無二的特質突然展現出來。這不是那種最為普遍平凡的肉體(如同靈魂以前認為的那樣),是最為杰出非凡的肉體。靈魂無法使自己的眼睛離開那身體的胎記,圓圓的、棕色的、在須毛三角區上方的黑痣。它把那顆黑痣當作自己的印記,曾被刻入肉體的神圣印戳。而現在,一個陌生人的生殖器正朝它逼近褒瀆著它。

  她盯著工程師的臉,意識到她決不會允許自己的肉體--靈魂留下了印戳的肉體,由一個她一無所知也不希望有所知的人來擁抱,不允許自己的肉體從中取樂。她沉浸在仇恨的迷醉中,集了一口痰,朝陌生人臉上吐去。他正熱切地看著她,注意到了她的憤怒,加快了在她肉體上的動作。特麗莎感到高潮正在遠遠到來,她大叫大喊以作反抗:"不,不,不!"但反抗也好,壓抑也好,不允許發泄也好,一種狂迷久久地在她肉體里回蕩,在她血管里流淌,如同一劑嗎啡。她狠狠地捶打他的手臂,在空中揮舞著拳頭,朝他臉上吐口水。

  現代抽水馬桶從地上升起,象一朵朵潔白的水白合。建筑師盡其所能使人的身體忘記自己的微不足道,使人不去在意自己腸中的廢物,讓水箱里的水將其沖入地下水道。盡管廢水管道的觸須已深入我們的房屋,但它們小心翼翼避開了人們的視線。于是,我們很高興自己對這些看不見的大糞的威尼斯水城一無所知,這大糞的水城就在我們的浴室、臥室、舞廳,甚至國會大廈的底下。

  這間處于布拉格郊區的老式工人住宅,浴室沒有那么虛偽:地面鋪著灰磚,地面拱出來的便池是敞露的,蹲式的,可憐巴巴。一點不象白色的水百合;就象它本身:一根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它連一個木墊座都沒有,特麗莎只好蹭棲在冰冷的搪瓷沿上。

  她蹲坐在廁所里,突然想要大便,實際上是想嘗嘗極端羞辱的滋味,使自己成為一個完全面純粹的肉體,一個她母親以前老說的除了吃喝拉撒就別無益處的肉體。她大便了,一種極大的悲傷和孤獨征服了她,再沒有什么比她裸身蹲在廢水管道放大了的終端上更可悲的了。

  她的靈魂已失了旁觀音的好奇,怨恨,以及自豪,又退入深深的體內,直到最深處的內臟,渴望某人去喚它出來。

  她站了起來,沖了便池,走進小客廳。靈魂在她裸露的、被拋棄了的肉體中哆嗦顫抖。肛門上一直還有剛才用手紙揩擦的感覺。

  將來不可忘懷的事出現了:她猛地感到-種要奔向他的欲望,想聽到他的聲音,他的言語。如果他送來溫和而低沉的聲音,她的靈魂將鼓足勇氣升出體外,她將大哭一場,將象夢中抱著那栗樹的粗樹干一樣去抱著他。

  她站在小客廳里,極力抑制自己當著他的面大哭一場的欲望。她知道,如果抑制不住的話,將有災難性的后果。她會愛上他的。

  正在這時,他在里屋里叫她。她聽到了那聲音本身(已從工程師的高大個頭中分離出來),聲音使她驚訝:又尖細又單薄,她怎么這么久一直沒注意到呢?

  也許正是對這種令人不快的聲音的驚訝,把她從欲念中救了出來。她進去,從地上拾起衣服,穿上,走了。

  她買了東西往回走。卡列寧象通常那樣嘴里叼著面包圈。這是一個寒冷的早晨,結了薄薄的冰。他們經過一片居民新開發區,那里有房客們在樓房之間種上的花卉和蔬菜。卡列寧突然站著不動了,眼睛盯著什么東西。她仔細看了看,還和原來一樣,什么也沒看見。卡列寧拉了一下繩子,帶著她走過去。直到這時,她才發現一個黑色的鳥頭和一張烏鴉的大嘴,埋在荒蕪而冰涼的泥土里。身子不見后剩下的鳥頭緩慢移動,鳥嘴間或嘶啞地發出喳喳叫喊。

  特麗莎發現卡列寧興奮得把面包圈都丟了,便把他系在一棵樹上,以防他傷害那烏鴉。隨后,她跪下來,想挖出烏鴉周圍活活埋著它的泥土。這并不容易,她的一片指甲給挖裂了,流了血。

  突然,一塊石頭落在附近。她轉過身來,看見兩個十來歲大小的男孩,從墻背后朝這邊偷看。她站了起來。他們看見她有所行動,又看見樹旁的狗,便跑開去。

  她再次跪下來,扒開了泥土,終于把烏鴉成功地救出了墳墓。但烏鴉跛了,不能走也不能飛。她取下一直系在脖子上的紅圍巾將它包起來,用左手把它摟在懷里,再用右手幫卡列寧解開系在樹上的皮帶。她使了全身力氣才使他安安分分地跟她走。

  沒有空手來掏鑰匙,她按了按門鈴,讓托馬斯把門打開。她把狗的皮帶交給他并囑咐:"管住他!"然后把烏鴉帶到浴室,把它放在地面與水盆之間。它只是輕輕拍了拍翅膀,沒有更多的動作。洗過它的水成了黃漿。特麗莎用破布給它鋪了個床,使它不沾染磚塊的涼氣。鳥兒一次次無望地撲動受傷的翅膀,翹翹嘴,象是在責備。

  她呆呆地坐在浴盆沿上,眼睛老盯著這只正在死去的烏鴉。她看出它的孤獨與凄涼也是自己命運的反照,一次又一次對自己說,除了托馬斯,我在這個世界上什么也沒留下。

  她與工程師的冒險告訴了她什么?輕浮的性愛與愛情毫不相關嗎?那是一種無所負擔的輕松嗎?她現在已經平靜多了嗎?

  一點也沒有。

  她老是想象著以下的情景:她從廁所出來,赤裸的和被擯棄的肉體在小客廳里。被驚嚇的靈魂在顫抖,埋葬于體內深處。如果那一刻,內屋里的男人呼喚她的靈魂,她會大哭著撲進他的懷抱。

  她設想,如果站在那屋子里的女人是托馬斯的一個情人,而那男人是托馬斯,那又會是怎樣的情景呢?他所要做的只是說一個字,僅僅一個字,那姑娘就會抱著他哭起來。

  特麗莎知道愛情產生的一瞬間將會發生什么:女人無力抗拒任何呼喚著她受驚靈魂的聲音,而男人則無力阻擋任何靈魂正在響應呼喚的女人。托馬斯抵制不住愛情的誘惑,而特麗莎每一個小時的每一分鐘都在為他擔憂。

  她還有什么儲存的武器可以使用呢?沒有,她只有忠誠。從一開始,從第一天起,她似乎就明白自己沒有別的可以給予,唯有一片忠誠可以奉獻。他們的愛是一個不對稱的畸形建筑:支撐著建筑的是她絕對可靠的忠誠,象一座大廈只有一根柱子支撐。

  沒多久,烏鴉不再扇動它的翅膀。一條血肉模糊的斷腿抽搐了一下,再也沒有動靜。特麗莎不愿意離棄它,她會象看護一個行將死去的妹妹一樣照顧它的。最后,她進廚房去找一口吃的。

  她回來時,烏鴉已經死了。

  她愛情生活的第一個年頭里,特麗莎在交合時叫出聲來。尖叫,如我前面所述,尖叫是為了使自己對一切情景耳聾目盲。隨著時間推移,她叫得少些了,但她的靈魂仍然被愛情所蒙惑,什么也看不見。同工程師沒有愛的交合,終于恢復了她靈魂的視覺。

  她再去蒸汽浴室時,又站在鏡子前面看著自己,重溫在工程師家里做愛的情景。她沒有記住她的情人,事實上,她簡直很難去描繪他,甚至當初就根本沒有注意他裸體時是什么樣子。她能記得(她現在在鏡子里所觀察的,能引起她回想的)的是自己的肉體:她的須毛三角區以及上方的那顆圓痣。她在那以前一直認為這是最平凡不過的斑點,眼下卻為之著迷。她渴望再看到它,再看到它,看它與陌生的生殖器那么難以置信地親近。這里,我必須再強調-下:她并不想去看男人其他的器官,只是希望看到自己的私處與陌生生殖器的親近。她不想看情人的肉體,希望看自己的肉體,看看這個新發現的肉體,自藏自珍的肉體,有別有異于所有他人的肉體,無比亢奮的肉體。

  看著自己在淋浴水珠沖刷下的身子,她想象那工程師又到酒吧去了。哦,她多么希望他來,希望他邀請她回去!哦,她多么渴望!

  她每天都害怕工程師的出現,害怕自己沒有力量說一個不字。幾天過去了,害怕他來的擔憂逐漸變成了害怕他不來的恐懼。

  一個月以后,工程師仍然音信全無。特麗莎覺得有點費解。她的灰心失意逐漸消退,變成了一個惱人的疑問:他為什么不來?

  這天她正在侍候顧客,朝那個曾經攻擊她賣酒給孩子喝的禿頭走去。他正在大聲講一個骯臟的笑話。笑話是老調重彈,她從前在小城里端啤酒時就從醉鬼們那里聽過上百遍了。她又一次感到母親的世界在闖入她的生活,于是粗魯地打斷了禿頭。

  "不要你指手劃腳,"那男人怒氣沖沖,"我們還讓你呆在這酒吧店里,算是你福星高照!"

  "我們?你說的我們是指誰?"

  "就是我們,"那人舉起手里的酒杯,"再要一杯伏特加。我可不愿你這樣的人對我頂撞,明白嗎?哦,順便說吧,"他指著特麗莎脖子上一串廉價的珍珠項鏈,"這是從哪里來的?你不能說是你丈夫給的吧?一個擦窗戶的!他送不起這樣的禮物!是你的顧容,是不是?我想知道你用什么來回報他們?"

  "馬上閉嘴!"她叫道。

  "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他繼續說,企圖抓住那項鏈。

  卡列寧突然跳出來,把前爪搭在酒柜上,開始叫起來。

  大使說:"他是個秘密警察。"

  "那他為什么這樣公開?一個秘密警察不秘密了有什么好處呢?"

  大使盤腿坐在帆布床上,象在學練瑜珈功。肯尼迪從墻上的相片框子里朝他微笑,使他的話有一種特殊的威嚴。

  "秘密警察有幾種職能,親愛的,"他開始用長輩人的語氣說,"第一種是舊式的,他們只是聽聽人們說些什么,向上司匯報。""第二種職能就是威嚇人。他們要人們明氏我們都在他們的股掌之中,要讓我們害怕。你那禿頭朋友就屬于這一類。

  "第三種職能就是制造假象來損害我們的名聲。幾天前,他們試圖指控我們陰謀顛覆國家,當然這只會使我們增加聲望。現在,他們往我們口袋里塞麻醉毒品,聲稱我們強奸了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他們總能找到什么姑娘跟在后面。"

  特麗莎立即聯想起那個工程師,他為什么再不來了?

  "他們需要設陷斷,"大使繼續說,"強迫人們與他們合作,給另一些人設陷阱。這樣,他們就能慢慢地把整個民族變成一個純粹的告密者組織。"

  特麗莎此刻只想到一件事:工程師有可能是警察局派來的。那么,把自己灌醉又宣稱他愛她的那個少年又是誰?正是因為他,禿頭特務才攻擊她,工程師才為她辯護。那么,這三個人都在預先安排的方案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目的是軟化她,使她上鉤!

  她怎么能沒想到這一點呢?那住宅是那么奇怪,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家呀!一個穿著華貴的工程師怎么會住在一個那樣的破地方?他是工程師嗎?如果是,他怎么可以在午后兩點的時候下班?另外,有多少工程師讀索福克勒斯的書?不!那不是工程師的圖書館!那地方總的來看更象是某個窮知識分子的住宅,是把他抓進監獄以后沒收來的。十歲那年,她父親被抓進了監獄,國家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父親所有的書,誰知道那房子后來作什么用了?

  現在她明白了,為什么工程師不再來了:他完成了使命。什么使命呢?秘密特務喝醉時已經粗心地泄露出來了:"別忘了,賣淫也是犯法的。"現在,自稱工程師的人可以證實她跟他睡了覺,還向他勒索了錢!他們將威脅她,將她的丑聞公之于眾,除非她同意向他們報告在酒吧里喝酒人的情況。

  "別著急,"大使安慰她,"你的事聽起來沒有什么危險。"

  "我想也是。"她用僵硬異樣的聲音說。然后帶著卡列寧,朝布拉格的夜晚走去。25

  人們通常從災難中逃向未來,用一條擬想的線截斷時間的軌道,眼下的災難在線的那一邊將不復存在。但特麗莎在自己的未來里還看不到這樣的線。只有往回看才能給她一些安慰。又是星期天了,他們坐上車,遠離布拉格的束縛。

  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卡列寧坐在后面,偶爾伸過頭舔舔他們的耳朵。兩小時后,他們來到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六年前他們在這里住過幾天。他們想在這里過夜。

  他們開進廣場,下了車,面對曾經住過的旅館站著。這里沒有什么變化,一棵老椴樹還象以前一樣挺立在旅館前面。一座古老的木制柱廊往左邊轉去,最高處止于溪流之中。溪流把帶有療效的泉水濺落在大理石的盆內。人們都紛紛探身彎腰,手里持有相同的小玻璃杯。

  托馬斯再看那旅館時,發現事實上有些東西還是變了。原來稱為格蘭特的旅館現在更名為"貝加爾"。他看了看大樓轉彎處的街名牌:莫斯科廣場。隨后,他們在熟悉的街道上走了一圈(沒套皮帶的卡列寧緊隨其后),查看了所有的街名:斯大林格勒街,列寧格勒街,羅斯托夫街,諾沃西比斯克街,基輔街,熬德薩街;還有柴可夫斯基療養院,托爾斯泰療養院,柯薩科夫療養院;還有蘇沃洛夫旅館,高爾基劇院,普西金酒吧。所有這一些名字都來自俄國的地理和俄國的歷史。

  特麗莎突然記起俄國入侵的那幾天,每個城鎮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號牌也不見了。整個國家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俄國部隊在鄉下轉了整整幾天,不知自己來到了哪里。軍官們搜尋并企圖占領報社、電視臺、電臺,但沒能找到它們。無論什么時候他們問路,人們不是對他們聳聳肩,就是告訴他們錯誤的地名和方向。

  現在看來,失去名字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相當危險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復它們原來的名字了。結果,一個捷克小礦泉突然演變為一個虛構的袖珍俄羅斯,特麗莎尋找著的往昔已被人沒收。他們不可能在這里過夜。

  他們默默地走回汽車。她想著一切人與一切事看來都偽裝起來了。一個古老的捷克城鎮競被眾多俄國名字淹沒。拍攝入侵照片的捷克人競無意中為秘密警察效勞。送她去死的人臉上戴的面具競象托馬斯。一個特務扮演著工程師而一個工程師競想扮演佩特林山上的人。還有他房里那本有象征意義的書,原來也只不過是蓄意引她走入迷途的贗品。

  想到她在那里拿著那本書,她心里突然一亮,兩頰都紅了。事情經過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當時工程師說他去取咖啡,她走向書架去取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隨后工程師回來了,可沒有什么咖啡呀!

  她一遍又一遍回想那些場景;他去取咖啡去了多久?肯定至少有一分鐘,也許有兩分鐘,甚至三分鐘。那么他在那間小客廳里磨磨蹭蹭干了些什么?他上廁所了?她竭力回憶當時是否到了關門聲或沖水聲。沒有,她肯定沒有聽到水聲,要不然她會記得的。而且她幾乎能肯定那門已經關了。那么他在那間客廳里干了些什么呢?

  再清楚不過了:他們要讓她上圈套,需要除工程師以外的更多確切鐵證。在他不見了的那一段長長而可疑的時間內,他只可能是去那間屋里安放電影攝影機;或者有更大的可能,他把某個帶有照相機的入放進來,讓他從簾子后面給他們拍照。

  僅僅幾周前,她還嘲笑普羅恰茲卡不知道自己是生活在集中營里,不知道私人生活是不存在的。那么她自己呢?她天真過分,以為自己從母親屋頂下逃脫出容,已成為自己私生活的主人。可是,不,母親的屋頂延展著以至遮蓋了整個世界,使她永遠也當不了主人。特麗莎永遠也逃脫不了她。

  他們走下花草鑲嵌的臺階,折回廣場。托馬斯問:"怎么啦?"

  她還沒來得及答話,便聽到有人跟托馬斯打招呼。

  是一個五十來歲的飽經風霜的男人,一位農場工。托馬斯曾經給他動過手術。這人每年一次被送到礦泉來療養。他邀請托馬斯與特麗莎去與他喝一杯。考慮到法令不允許狗進入公共場所,特麗莎便把卡列寧送回汽車。她轉來時,那人已在附近一個酒吧找了張桌子,正在說:"我們的生活平平靜靜的,兩年前他們甚至還選我當了集體農莊主席呢。"

  "恭喜你。"托馬斯說。

  "你知道怎么著,人們死活都要往城里搬。頭兒們,當然喜歡有人愿意留下。他們不可能開除我們。"

  "這是我們向往的。"特麗莎說

  "姑娘,你會悶得哭鼻子的。那里沒什么可干的,什么也沒有。"

  特麗莎注視著農場工曬得黑黝黝的臉龐,覺得他非常和善可親。她有生以來第一次發現有人和善可親!她眼前浮現出一片鄉村生活的幻景:有鐘樓的村莊,田野,樹林,順著溝渠奔跑的小兔,以及戴著綠色帽子的獵手。她從未到農村住過,對鄉下的想象都是聽說來的,或許是從書中讀到的,還或許是無意識地從古老祖先那里承襲下來的。這些幻景在她腦子里栩栩如生,如同家庭影集中老祖母的舊式照片,明白而清晰。

  "你還有什么不舒服嗎?"

  那人指著脖子后面腦神經與脊髓相連的部分:"這兒還是經常痛。"

  他仍然坐著,托馬斯摸了摸那兒,簡單地給這位從前的病人檢查了一遍:"我再沒權利開處方了。不過,去告訴現在給你看病的醫生,就說你跟我談過了,我建議你用這個藥。"他從皮包里的便箋本上撕下一頁,用大寫字母寫了那種藥的藥名。

  他們動身回布拉格。

  一路上,特麗莎郁郁沉思著工程師懷里的她那張裸體照片,努力想安慰自己,即使那張照片確實存在,托馬斯也永遠不會看見的。它對他們僅有的價值無非是訛詐她的資本。他們把它寄給托馬斯的話,這一價值就隨之消失了。

  但是,如果那些警察不能利用她,他們會決定再干些什么呢?照片只會成為他們手中的玩物,可保不住他們也許僅僅為了開個玩笑,把它用個信封寄給托馬斯。

  托馬斯收到這樣一張照片又會怎么樣?會把她趕走嗎?也許不會,很可能不會的。但他們那易垮的愛情大廈必然會搖搖欲墜,因為大廈只有她忠誠的柱子作為唯一支撐,因為愛就象眾多帝權:一旦他們建立的信念崩潰了,自己也就隨之消亡。

  現在,幻景又出現在她眼前:一只沿著溝渠奔跑的兔子,一個戴綠色帽子的獵手,以及鄉村教堂的鐘樓,高高地升起在樹林之上。

  她想告訴托馬斯,他們應該離開布拉格,離開這些把烏鴉活活埋在地里的孩子,離開這些警察特務,離開這些用傘武裝起來的婦女。她想告訴他,他們應該搬到鄉下去,那是挽救他們的唯一出路。

  她轉向他,但托馬斯沒有反應,兩眼直視前面的路。就這樣,因為她未能逾越他們之間沉默的屏障,她失去了說話的勇氣。她又一次體驗了從佩特林山上下來時的感覺,胃在收縮,以為自己要生病了。對她來說,他太強壯,自己太柔弱。他發出那些她不能理解的命令,她努力奉命執行,卻不知道為什么。

  她想回到佩特林山上去,要求帶槍人用眼罩蒙任她的雙眼,讓她靠在那棵栗樹的樹干上。她想死。

  醒來時,她發現自己一個人在家。

  她走到外面,開始朝堤岸那邊走去,想去看看瓦塔瓦河。她要站在它的岸邊,久久地狠狠地看著河水。漫漫水流的壯景將會撫慰她的靈魂,平息她的心境。河水從一個世紀到另一個世紀,不停地流淌,紛壇世事就在它的兩岸一幕幕演出,演完了,明天就會被人忘卻,而只有滔滔江河還在流淌。

  她憑欄凝望河水。她是在布拉格的郊外,瓦塔瓦河已流過了市區,把光榮的城堡和那些教堂留在身后;就象一位演完下臺的女伶,疲乏不堪,仍在恍惚沉思。它從骯臟的堤岸之間穿過,被墻垣和柵欄所束縛,而墻垣柵欄還約束著眾多的工廠和遺棄了的運動場。

  她凝望著河水--它顯得更凄涼更暗淡--她突然看見河的中部漂著一個異物,紅色的,對了--是一條板凳,一張帶著鐵支架的木板凳,布拉格的公園里多的是。木凳正往瓦特瓦下游流去,后面接著又是一張。一張又一張。特麗莎只能這樣猜想,布拉格公園里所有的凳子都流入了這滔滔河水,遠遠地離開城市。好多好多的凳子,越來越多,象秋日的落時被流水從樹林里洗刷出來,零落漂去--紅的,黃的,藍的。

  她轉過身,朝身后看去,象是要問路上行人這是為什么,為什么布拉格公園里的凳子都漂到河里去了?但每個擦身而過的人都很冷漠,對多少世紀以來一直流經他們短命之城的河流,毫不關心。

  她再一次俯腳河水,心中悲傷如割,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是一次告別。

  大多數的板凳已經看不見了,只有幾張后來的凳子隱隱浮現:幾張黃色的,最后一張,是藍色。

 

 

第五章 輕與重

(1)

  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述,特麗莎出其不意來到布拉格那天,托馬斯與她做愛。就在那一天,或者說就在那一刻,特麗莎突然發起燒來。他站在她床前,看著她躺在床上,不禁想到她是一個被置入草籃里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面前。

  這種棄兒的幻想總是使他感到親切,而他常常思索著那些有關棄兒的古老神話。顯然,正是這種思緒使他讀了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譯本。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眾所周知的:他是一個被遺棄的嬰孩,被波里布斯國王收養,長大成人。一天,他遇見一位顯貴官員沿著山路騎馬而來。一場口角,他競把那人給殺了。后來,他成了伊俄卡斯達王后的丈夫,當了底比斯國的國王。他一點兒也不知道他在山里殺的人就是自己的父親,而與他同床共枕的竟是他母親。正在這時,命運之神降災于他的臣民,瘟疫蔓延,人們痛苦不堪。俄狄浦斯得知自己正是災禍之源,便自刺雙目,離開底比斯流浪而去。

  任何一個認為中歐某些共產黨當局是一種罪惡特產的人,都看出了一個基本事實:罪惡的當局并非由犯罪分子們組成,而是由熱情分子組成的。他們確認自己發現了通往天堂的唯一通道,如此英勇地捍衛這條通道,競可以迫不得已地處死許多人。,后來的現實清楚表明,沒有什么天堂,只是熱情分子成了殺人兇手。

  隨后,人人都開始對追隨當局者們叫嚷: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不幸負責(它已變得如此貧窮荒涼),你們應該對我們祖國的主權失落負責(它落入蘇聯之手),你們還應該對那些合法的謀殺負責!

  被指控的人卻回答: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

  未了,這場爭論歸結為一個問題:他們是真的不知道呢還是在遮入耳目?

  托馬斯(與他的一千萬捷克同胞一樣)密切關注著這場爭論。他認為,肯定有那么一些人,并非不知道這種暴行的后果(他們不會對俄國革命后以及現在仍在繼續的罪行視而不見),倒是有可能,大多數共產黨人對這一切的確缺乏了解。

  但他心里想,無論他們知道或不知道,這不是主要問題;主要問題是,是不是因為一個人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坐在王位上的因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嗎?

  我們承認,五十年代初期,某個制造冤案處死無事的檢查宮,是被俄國秘密警察和他自己的政府給騙了。可現在,我們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誕不經,被處死者冤屈清白,這位檢查宮先生怎么還可以捶胸頓足大聲疾呼地為自己的心靈純潔辯護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難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么?

  由于這種聯想,托馬斯回顧了俄狄浦斯的故事: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親。他知道事實真相后,不認為自己是清白無辜的,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

  當托馬斯聽到追隨當局者為自己的內心純潔辯護時,他想,由于你們的"不知道",這個國家失去了自由,也許幾百年都將失去自由,你們還能叫叫嚷嚷不感到內疚嗎?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么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這種類比使他如此高興,跟朋友交談時也時常引用,而且表達得越來越準確,越來越風趣。

  他和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們一樣,常讀一種印數達三十萬份的捷克作家聯盟的周報。這家周報從當局那里獲得了相當的自主權,而且還涉及一些犯禁的問題。正是這家報紙提出了這個問題:當局執政初期記錄在案的政治審判及其殺人事件,誰來承擔罪責。

  即便是這家作家報紙,也只是重復同一個問題:他們知道還是不知道?托馬斯認為這個問題是次要的,于是自己坐下來寫了那篇有關俄狄浦斯的感想,把它送給了周報。一個月后,他得到了回答,讓他去報社編輯室。簡短的寒暄之后,編輯便開門見山直入本題。他建議托馬斯把一個句子的語序改一改。很快,這篇文章在倒數第二版見報了,登在"讀者來信"欄目內。

  托馬斯根本談不上高興。他們為了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不惜叫他務必去編輯室跑一趟,而大刪大砍他的文章卻不請他。這一來,削弱了他的基本論點(使文章變得太圖解化,太過分),他一點兒也不喜歡這篇文章。

  這一切都發生在1968年春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還在當政,他與他那共產主義者們一起感到了內疚,并愿意為此而做點什么。但另一些共產黨人,老叫喊自己清白的那些人,害怕憤怒的民族將把他們送交法庭審判。他們天天到俄國大使館去訴苦,力圖取得支持。托馬斯的信一見報,他們便嚷開了:看看都會出些什么事吧!他們現在公開告訴我們,要挖我們的眼睛啦!

  兩三個月之后,俄國人決定在他們的管轄區內取消言論自由,而且在一夜之間用武力攻占了托馬斯的祖國。

  托馬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以后,繼續在他原來的醫院工作。一天,主治醫生把他叫去。

  "我不說你也知道,"他說,"你既不是作家、新聞記者,也不是這個民族的救星。你是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失去你我會非常難過的。我將竭盡全力把你留在這里。但你不得不收回那篇關于俄狄浦新的文章,這件事對于你來說是極其重要的么?"

  托馬斯想起他們把那篇文章刪掉了足足三分之一:"跟你說實話,沒有比這更不重要的了。"

  "你知道這件事關系到什么?"主治醫生說。

  他是知道的。面前有兩樣東西得權衡一下: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于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

  主治醫生繼續說:"迫使人公開收回過去的聲明--有點象過時的搞法。把你說出去的話'收回'來,究竟是什么意思?誰能明確地宣布他以前的一個想法不再有效了?在現代,是的,一種觀念可以被駁倒,但不可以被收回。那么,既然收回一種觀念是不可能的,僅僅是口頭上的,是一種形式上的巫術,我看你沒有理由不照他們希望的去做。一個靠恐嚇專政的社會里,什么樣的聲明也不必認真。它們都是強迫的產物,任何一個誠實的人都有責任不去理會它們。最后我得說的是,從我個人的利益和你的病人的利益出發,你該留在這里和我們一起。"

  "您是對的,我肯定。"托馬斯顯得很不高興。

  "可是?"主治醫生想揣度他的思路。

  "我恐怕會難為情的。"

  "難為情!你的意思是說你如此仰仗你的同事,所以要考慮他們怎么想?"

  "不,不是仰仗他們。"托馬斯說。

  "哦,對了,"主治醫生補充道,"你不必作公開聲明,他們對我保證了的。他們都是些官僚,所需要的只是檔案里有張條子,意思是你沒有反政權的意思。以后如果有人攻擊他們,說他們還讓你在醫院工作,他們有個遮掩。他們給了我許諾,你所說的只讓你與他們之間知道,他們不打算發表其中的一個字。"

  "給我一個星期想一想。"托馬斯把這事擱下來了。

  人們公認托馬斯是醫院里最好的外科醫生。謠傳主治醫生已接近退休年齡,很快會讓托馬斯接手。作為補充的是另一個謠言,說當局讓托馬斯寫自我批評的聲明。人們都相信他會從命。

  使他震驚的第一件事是:盡管他從未讓人們有理由懷疑他的正直,但他們已準備打賭,寧可相信他的不誠實而不相信他的德行。

  第二件使他震驚的事是:他們認定他如何如何以后,便紛紛作出反應。我得把這些反應歸結為基本兩大類:

  第一類反應來自那些曾經收回過什么東西的人(他們自己或親友)。他們一直被迫與占領當局公開言歸于好,或者正打算這么做(當然是不愿意的--沒有人愿意這樣)。

  這些人開始對他古怪地笑,這種笑他從來沒有見過:一種有著秘密勾當時會意而又忸怩的笑,正象兩個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雙方都有些窘迫,同時又都高興地覺得他們有著共同感情,一種類乎友愛的默契在他們之間滋生了。

  又因為托馬斯從沒有過遵奉于人的名聲,他們于是笑得更加自鳴得意。關于他接受主治醫生建議的假想,已經進一步證實懦弱這東西正在緩慢地但是必然地成為人們行為的規范,而且會很快扭轉人們現在對懦弱的看法。他從沒與這些人交過朋友。他沮喪地意識到,如果真的照主治醫生說的去作一個聲明,他們就會開始請他去參加眾多晚會,他就不得不與之為伍。

  第二種類型的反應來自那些受過迫害的人(他們自己或者親友)。他們曾經拒絕與占領當局握手言歡,或者確信自己將來也不會妥協(簽發一個聲明),盡管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比方說,因為他們還太年輕,不必對他們認真對待。)

  S醫生就屬于后一類型,是一位頗具才華的年輕內科醫生。一天,他問托馬斯:"喂,你給他們寫了沒有?"

  "你說的是什么?"托馬斯反問他。

  "怎么啦,你的收回聲明啊。"他語氣中沒有惡意,甚至笑了,一種從厚厚的笑容標本集里挑出來的微笑;有精神優越感和沾沾自喜的味道。

  "告訴我,我收回觀點的事,你都知道些什么?"托馬斯問,"你讀過嗎?"

  "沒有。"S說。

  "那你還羅嗦什么?"

  還是沾沾自喜,還是微笑,S回答:"瞧,我們知道這事怎么處置。你給主治醫生或某個部長或者某個人寫封信,表說你收回前言,他將答應不泄漏出去,不羞辱作者。是不是這樣?"

  托馬斯聳聳肩,讓S繼續說下去。

  "可是,即使那個聲明已經安全歸檔,作者也知道,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將其公之于眾的。于是,從那以后,他便不開口了,再不會說長道短,再不會有絲毫異議。只要他一露頭,聲明就會變成鉛字,他就臭名遠揚。總之,這是個相當好的辦法,沒有比這更好了。"

  "是呵,真是個好辦法,"托馬斯說,"但麻煩你告訴我,是誰對你說我同意寫那玩意兒?"

  S聳聳肩,臉上始終帶著笑。

  托馬斯突然捕捉了一個奇怪的事實: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寫那個收回聲明,人人都會因此而高興!第一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將他們的懦弱抬高身價,使他們過去的行為看來是小事一樁,能歸還他們失去的名聲。第二種人高興,是因為他們能視自己的榮耀為特權,決不愿意讓出,甚至會慢慢培養出一種對懦弱者的暗暗喜愛。要是沒有這些懦弱者,他們的英勇將會立即變成一種無人景仰羨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單調。

  托馬斯受不了這些笑。他認為自己處處都看見這種笑,連街上陌生人的臉上也莫不如此。他開始失眠。事情能這樣嗎?他真的那么仰仗那些人嗎?不,他對他們沒好話可說,自己居然讓他們的眼色搞得如此不安,實在使他氣憤。這是完全不合邏輯的。一個這么不在乎別人的人怎么會這樣受制于別人的想法呢?

  也許,這種根深蒂固的對人的不信任感(他懷疑那些人有權決定他的命運和對他給予評判),在他選擇職業時起了作用。眼下的職業使他可以回避公開露面。比方說,一個選擇政治家職業的人,當然會樂意去當眾指手劃腳評頭品足,懷著幼稚的自信,以為如此會獲得民眾的歡心。如果群眾表示了不贊同,那只會刺激他繼續干下去力爭做得更多更好。同樣,托馬斯也受到刺激,不過他的刺激來自疾病的診斷難點。

  一個醫生不象政治家,也不象演員,只是被他的病人以及同行醫生所評價,就是說,是一種關上門后個人對個人的評價。面對那些品評者的目光,他能立即用自己的目光回答他們,為自己解釋或者辯護。現在,托馬斯生平第一次發現自己陷入了困境,數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無法接應它們,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語來回答它們。他聽任每一個人的擺布,聽任人們在醫院內外議論著他(其時緊張的布拉格正謠言四起,誰背叛,誰告密,誰勾結,傳謠速度快如電報不可思議)。他雖然知道但毫無辦法。他對謠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驚奇,對自己如此病苦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們對他的興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擠迫,如同噩夢中一伙人七手八腳將我們的衣服撕扯。

  他去了主治醫生那里,告訴對方他不會寫一個字。

  主治醫生異乎尋常地用力跟他握了握手,說他對托馬斯的決定早有預料。

  "即使沒有那個聲明,也許您也能有辦法留我繼續工作吧。"托馬斯竭力暗示對方,他的解雇足以使所有的同事以辭職來威脅當局。

  但他的同事做夢也沒想到要用辭職來嚇唬誰。不久(主治醫生比前次更為有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幾天來他的手都是青一塊紫一塊的),他被迫離開了醫院。

  開始,他在一家離布拉格約五十英里的鄉村診所里混,每天乘火車往返兩地,回家就精疲力盡了。一年后,他設法找一個強些的差事,得到的卻是布拉格郊外某個診所里更低的職位。他在那里不可能干自己的外科本行,成了什么都干的通用品。候診室里總是擠成一團糟,他對付每一個病人還不要五分鐘,無非是告訴他們吃多少阿斯匹林,給他們開開病假條,送他們去找某些專科大夫。他看自己與其是醫生,還不如說是個管家仆人。

  一天,門診時間完了,一個約摸五十歲的男人拜訪了他,那人舉止的莊重增添了幾分高貴氣。他自我介紹,是國家內務部的代表,想邀請托馬斯到馬路那邊去喝一杯。

  他要了一杯葡萄酒,托馬斯表示拒絕:"我還得開車回家,他們發現我喝了酒,會沒收我的執照。"內務部的人笑著說:"真要碰上什么事,給他們看看這個就行了。"他遞給托馬斯一張名片(顯然那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上面還有部里的電話號碼。

  然后,他大談特談他如何欽佩托馬斯,大談特談整個部里的人如何難過,不忍心想到一位受人尊敬助外科醫生競在一所偏遠的小診所里分發阿斯匹林。他讓托馬斯懂得,雖然他不能出來說話,警察是不同意采用這么嚴厲的措施,把專家們從自己的崗位上趕走的。

  從來沒有誰想到過要表揚托馬斯,于是他非常仔細地聽這位胖官員的講話,對那人在醫學方面的知識精確和細節熟悉感到驚訝。當我們面對奉承時,是多么沒有防備啊!托馬斯無法使自己不把部里官員的話當成一回事。

  這不只是出于虛榮,更重要的是托馬斯缺乏經驗。當你對面坐著一個使人愉快、值得尊敬、有禮貌的人時,你要提醒自己說,他說的都不是實話,沒有一句出自真誠,是不容易的。保持不相信(經常地、完備地、毫不猶豫地),需要有極大的努力和適當的訓練--換句話說,要常常經受警察的盤問。而托馬斯缺乏這種訓練。

  部里來的人繼續說:"我們知道,你在蘇黎世有極好的職位,我們非常贊賞你的回國。這是一種高尚的行為,你認識到了你的崗位在這里。"他又象責怪托馬斯似的說:"可你的崗位應該在手術臺上才對!"

  "我太同意了。"托馬斯說。

  稍停了一下,部里來的人用悲哀的語調說:"那么告訴我,大夫,你真的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挖掉自己

  的眼睛嗎?你,一位給那么多人賜予過健康的人,會這么認為嗎?"

  "太荒謬了!"托馬斯自衛地吼道,"你為什么不去讀讀我寫的東西?"

  "我讀過的。"部里來的人說。聲音聽起來似乎非常難受。

  "我寫了共產黨員應該把眼睛挖去么?"

  "人人都是這么理解的。"部里來的人說。聲音變得越來越悲哀。

  "你去讀全部的文章,我原先寫的那樣。你不會談到它的,登出來的文章被刪掉了一些。"

  "是嗎?"部里來的人警覺起來,"你是說他們不是按你寫的那樣發表的嗎?"

  "他們刪節了。"

  "很多嗎?"

  "大約三分之一。"

  部里來的人看來真的吃了一驚:"他們這樣做是非常不合適的。"

  托馬斯聳了聳肩。

  "你應該抗議!他們責無旁貸地應該迅速刊登原稿。"

  "俄國人來以前,我還有閑工夫想想這事,那以后,我還有其它事要想。"

  "但你總不愿意人們認為你,一個醫生,要剝奪人看東西的權利吧!"

  "你想想,你懂嗎?這是一封給編輯的信,藏在報紙的角落里,沒有人注意它,除了俄國使館的人員。只有他們才去找它。"

  "別那么說!別那么想!我親自與很多人談過,他們讀過你的文章,對你這么寫感到吃驚。可你現在對我說,那文章與你寫的不相符合,有很多地方不對,是他們讓你寫的嗎?"

  "你是說那篇文章?不,我自己寫了交給他們的。"

  "你認識那里的人嗎?"

  "什么人?"

  "給你登文章的人呀。"

  "不。"

  "你是說你從未跟他們說過話?"

  "他們叫我親自去過一次。"

  "干嘛?"

  "還是關于文章。"

  "你跟誰談的?"

  "一位編輯。"

  "他叫什么名字?"

  直到這時,托馬斯才意識到自已是在被審訊。他馬上明白了,他說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使某個人陷入危險。他顯然知道那位編輯的名字,卻否認了:"我不清楚。"

  "好啦,好啦,"那人的聲音中透出對托馬斯不老實的惱怒,"你總不能說,他連自我介紹都沒有?"

  這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我們良好的教養竟成了秘密警察的幫兇。我們不知道如何撒謊。我們的爸爸媽媽們老是命令我們"說實話"。這種思想灌輸變成了一種如此自覺的行為,以至我仍在審訊中對秘密警察撒謊都感到羞恥。對我們來說,與他爭一場或罵一頓(我們可以無動于衷),比當著他的面撒謊(這是唯一可行的),要簡單得多。

  部里的人指責他不老實時,托馬斯幾乎要感到內疚了,他不得不逾越道德的障礙來堅持謊言:"我想,他的確作了介紹,但他的名字不響亮,我馬上就給忘了。"

  "他什么樣子?"

  他打交道的那位編緝是一個淺棕色頭發、剪平頭的矮個子男人,托馬斯現在盡力選擇與他相反的特征:"高個子,留著長長的黑頭發。"他說。

  "呵,"部里來的人說,"有個大下巴!"

  "對了。"托馬斯說。

  "背有點駝。"

  "對了。"托馬斯心想,部里來的人現在已經認準某個人了。重要的不是托馬斯說出了某個可憐的編輯,而是他說出的情況是不真實的。

  "那么他要見你是為了什么呢?你們談了些什么呢?"

  "有關詞序的問題。"

  這聽起來象是在可笑地捏造借口。部里來的人對于托馬斯拒絕講實話更惱火了:"你開始說他們刪掉了你的文章的三分之一,接下來又對我說,他們跟你只談了詞序的問題!這合邏輯嗎?"

  這回托馬斯回答得毫不為難,因為他講的絕對是實話:"是不合邏輯,但事實就是這樣。"他笑起來,"他們要求我允許他們改變一個句子的語序,隨后便把我寫的東西砍去了三分之一。"

  部里來的人搖搖頭,似乎不能理解如此缺德的行為:"他們這樣做太亂彈琴了。"

  他喝完了酒就作總結:"你是被人操縱了,大夫,被人利用了。遺憾的是你和你的病人都吃了苦頭。我們非常了解你積極的品質,我們知道該怎么辦。"

  他向托馬斯把手伸過來,熱情地握了握手,然后各自乘自己的車走了。


第五章 輕與重 
(2)

  與那位部里來的人談過以后,托馬斯深深地陷入了消沉之中。他怎么能一直用快活的語調進行那場談話呢?如果說,當初他未能拒絕與那人打交道的話(他對于突如其來的事毫無準備,不知道法律寬容的限度),他至少可以拒絕象老朋友似的跟他喝酒嘛!假如有人看見他了,而且還認識那個人,必定推斷出托馬斯在為警察局工作!而且,他為什么要告訴對方文章刪節一事呢?干嘛要多嘴多舌?他對自己不高興到了極點。

  兩周后,部里來的人又拜訪了他,又一次邀他出去喝酒。但這一次托馬斯提出要呆在自己的辦公室里。

  "我完全理解你,大夫。"那人笑著說。

  托馬斯對他的話產生了好奇。對方說那些話,就象一個棋手在告訴對手:你先走錯了一步。

  他們相對而坐,托馬斯坐在辦公桌旁。他們大約談了十分鐘當時猖獗一時的流行性感冒,然后那人說:"我們為你的事想了很多。如果僅僅是我們處理這事,那就不會有什么問題。可我們還得考慮社會輿論。無論你是有意還是無意,你那篇文章煽起了歇斯底里的反共之火。我得告訴你,有人甚至就因為你這篇文章,建議到法院去告你。法律中有一條。就是針對公開煽動暴力而言的。"

  從內務部來的人停下來盯著托馬斯。托馬斯聳了聳肩。那人又用安慰的口氣說:"我們否決了這個建議。不論你在這件事上的責任有多大,從社會利益來看,需要你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你們醫院的主治醫生對你有極高的評價,我們也從病人那兒聽到了一些匯報。你是個優秀的專家。誰也不會要求一個醫生懂政治。是你把自己給推遠了。現在時機很好,我們把這個問題一次性了結吧。因此,我們為你準備了一份聲明樣稿。你所要做的,只是讓它在報上的發表合法。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把它發表出來。"他交給托馬斯一張紙。

  托馬斯讀了上面寫的東西,給嚇了一跳。這比兩年前主治醫生要他簽的聲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讀后感的問題,還包含了親蘇、許愿效忠當局、譴責知識分子、說他們是想挑起內戰等等內容。除此之外,聲明還痛斥那位周報編輯(特別強調那個高個頭、駝背的編輯,托馬斯知道此人的名字并見過他的照片,但從未見到過他),說他有意曲解托馬斯的文章,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把那篇文章變成了一篇反革命宣言:他們竟躲在一位天真的醫生背后寫這樣一篇文章,也未免太膽小了。

  部里來的人從托馬斯眼中看出了驚愕,把身子湊過去,在桌子下面將他的膝蓋友好地拍了拍。"別忘了,大夫,這只是個樣稿!好好想一想,如果有什么地方要改動,我想我們會達成協議的。畢竟,這是你的聲明!"

  托馬斯把那張紙推還給秘密警察,好象害怕這張紙在手上多呆一秒鐘,好象擔心什么人將發現這紙上有他的指紋。

  那人沒有接紙,反而假作驚奇地抬了抬雙臂(象羅馬教皇在陽臺上向教民們祝福時的那種姿態),"怎么能這樣于呢?大夫,留著吧,回家去冷靜地想想。"

  托馬斯搖了搖頭,耐著性子用伸出去的手捏著那張紙,末了,部里來的人不得不放棄羅馬教皇的姿勢,把紙收回去。

  托馬斯打算向對方強調,他既不會寫什么,也不會簽署什么,但他在最后一刻改變了語氣,溫和地說:"我不是個文盲,對不對?我為什么要簽字?我自己不會寫?"

  "很好,那么,大夫,就按你的辦。你自己寫,我們再一起看看。你可以把你剛才看過的東西作為樣子。"

  為什么托馬斯沒有立刻給秘密警察一個無條件的"不"呢?

  他也許是這樣想的:一般說來,警察局無非是要用這樣的聲明使整個民族混亂(很明顯這是入侵者的戰略),除此之外,他們在他身上還有一個具體目的:收集罪證準備審判發表托馬斯文章的周報編輯。如果是這樣,他們需要他的聲明為審訊作準備,為新聞界誹謗那些編輯的運動作準備。假若他斷然拒絕,從原則上來講,總是有危險的。警察局會不管他同意與否,把早準備好的并帶有他簽名的聲明印發出去。沒有報紙斗膽登載他的否認聲明。世界上也沒有人會相信他不曾寫聲明和不曾簽字。人們從他們同胞的精神恥辱中得到的快樂太多了,將不愿意聽勞什子解釋而空喜一場。

  他說愿意自己來寫,給了警察局一點希望,也給自己爭取了一點時間。就在第二天,他在那個診所辭了職,估計(正確地)在他自愿降到社會等級的最低一層之后(當時各個領域內有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都這樣下放了),警察不會再抓住他不放,不會對他再有所興趣。一旦他落到階梯的最低一級,他們就再不能以他的名義登什么聲明了。道理很簡單,沒有人會信以為真。這種恥辱性的公開聲明只會與青云直上的簽名者有關,而不會與栽跟頭的簽名者有緣。

  在托馬斯的國家里,醫生是國家的雇員,國家可以讓也可以不讓他們工作。與托馬斯談辭職事宜的那名官員,聽說過他的名字和聲望,力圖說服他繼續工作。托馬斯意識到他根本不能肯定這個選擇是否合適,但他突然感到,他心中對忠誠的無言許諾使他當時非如此不可。他堅持立場巋然不動。于是,他成了一名窗戶擦洗工。

  前幾年,托馬斯離開蘇黎世回布拉格的時候,他想著對特麗莎的愛,默默對自己說:"非如此不可。"一過邊境,他卻開始懷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后來,他躺在特麗莎身邊,回想起七年前發生的那一系列可笑的巧合(第一幕就是那位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把他引向了她,現在又把他帶回了一個不可沖破的牢籠。

  這意昧著他生活中的"非如此不可"太少嗎?壓倒一切的必然性太少嗎?以我之見,有一種必然他并不缺乏,但這不是他的愛情,是他的職業。他從事醫學不是出自巧合,也不是出于算計,是出于他內心深處的一種欲望。

  把人劃分為某些類別庶幾乎是可能的,而分類中最可靠的標準,莫過于那種把人們一生光陰導向這種或那種活動的深層欲望。每一個法國人都是不一樣的,但世界上所有的演員都彼此相似--無論她們在巴黎、布拉格,甚至天涯海角。當演員的人,從小就愿意把自己展示給一個隱名的公眾以至終身。這種愿望與天資無關,卻比天資要深刻。沒有這種基本的愿望,任何人也成不了演員。同樣,一個當醫生的人愿意畢其一生與人體以及人體的疾病打交道。這種基本的愿望(不是天資與技巧),使得他從醫學院的第一年起就敢于進入解剖室,而且能堅持在那里度過必要的漫長歲月。

  外科把醫療職業的基本責任推到了最邊緣的界線,人們在那個界線上與神打著交道。一個人的頭部被棍子狠狠擊中,倒了下來,然后停止呼吸。他在某一天總會停止呼吸的,殺人只是比上帝親自最終完成使命提早了一點點。也許可以這樣假定,上帝對殺人還是早有考慮的,卻不曾對外科有所考慮。上帝從未想到有人膽敢把手伸到他發明的裝置中去,然后小心包合皮膚使之不露痕跡。當年,托馬斯面對一個麻醉中睡著了的男人,第一次把手術刀放在他的皮膚上果斷地切開一道口子,切得準確而乎整(就象切一塊布料--做大衣、裙子或窗簾),他體驗到一種強烈的褻瀆之感。隨后,他再一次覺得有一種東西吸引他這樣做!正是那種深深扎根于他心底的"非如此不可"!這種精神的根源蒂固并非出于偶然,絕非什么主治醫生的坐骨神經痛.更不是任何別的外界原因。

  可是,他一生中耗費了這么多精力的東西,他現在怎么能如此迅速、堅決而且輕松地給予拋棄呢?

  他會說,這么做是為了不讓警察纏著他。然而坦白地說,這種解釋即使在理論上講得通,警察要把一個帶有他簽字的假聲明公之于眾實在是不大可能(即使有數樁這樣的事發生過)。

  我們可以說,一個人有權害怕即便是不大可能發生的危險。還可以說,托馬斯對自己的笨拙惱火,想避開與警察的進一步接觸,避免隨之而來的孤立無助之感。我們還可以說,他反正已經丟失了職業,小診所里機械的阿斯匹林療法與他的醫學概念毫無關聯。盡管如此,他這樣匆匆忙忙地作出決定,在我看來仍然是很奇怪的。這里是不是還深藏著什么別的東西?深得逃離了他理智的東西呢?

  托馬斯通過特麗莎漸漸地喜歡起貝多芬來,但對音樂還是不甚了解。我懷疑他是否知道,在貝多芬著名的"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這一主題之后,藏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叫德門伯斯徹的人欠了貝多芬五十個弗羅林金幣。我們這位作曲家長期來手頭拮據,那天他提起這筆帳,德門伯斯徹傷感地嘆了口氣說;"非如此不可嗎?"貝多芬開懷大笑道:"非如此不可!"并且草草記下了這些詞與它們的音調。根據這個現實生活中的音樂動機,他譜寫了一首四人唱的二重輪唱:其中三個人唱"Esmusssein,esmusssein,ja,ja,ja,j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再由第四個人插進來唱"HerausmitdemBeutel!"(拿出錢來!)

  一年以后,這一音樂動機在他第135曲,也就是他最后一部四重奏的第四樂章里,作為基本動機重現了。那時候,貝多芬已經忘記了德氏的錢,"非如此不可"取得了較之從前莊嚴得多的情調,象是從命運的喉頭直接吐出來的指令。用康德的話來說,連"早上好"一詞用適當的聲音讀出來,也能成為某種形而上命題的具體表現形式。德文是一種語詞凝重的語言。"非如此不可"不再是一句戲謔,它已成為"derschwergefassteEntschluss"(艱難或沉重的決心)。

  貝多芬把瑣屑的靈感變成了嚴肅的四重奏,把一句戲謔變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個輕松的有趣傳說變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門尼德的說法,積極變成了消極。然而,相當奇怪,這種變化并不使我們諒訝。換一個角度看,如果貝多芬把他那四重奏的嚴肅變成關于德氏債款那無聊玩笑般的四聲二部輪唱曲,我們倒會感到震驚。假如他這樣做了,那么他的做法例與巴門尼德的精神相吻合,使重變成了輕,也就是,消極變成了積極!開始(作為一支未完成的短曲),他的曲子觸及偉大的形而上真理,而最后(作為一首成功的杰作),卻落入最瑣屑的戲言?但我們再也不知道怎樣象巴門尼德那樣去思考了。

  我感到,那嚴厲、莊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長期以來一直使托馬斯暗暗惱火。他懷有一種深切的欲望,去追尋巴門尼德的精神,要把重變成輕。記得他生活的那一刻,他與第一個妻子以及兒子完全決裂,也領受了父母對他的決裂,他得到了解脫。在整個事情的最深層,他除了反抗自稱為他沉重責任的東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產生的躁動、匆忙和不甚理智的舉動,還能有什么呢?

  當然,那是一種外在的"非如此不可!"是社會習俗留給他的。而他熱愛醫學的那個"非如此不可",則是內在的。他經歷的磨難如此之多,內在的使命感越是強烈,導致反叛的誘惑也就越多。

  當一個醫生,就意昧著解剖事物的表層,看看里面隱藏著什么。也許使托馬斯離開外科道路的,正是一種欲望,他想去探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著些什么。換句話說,現在他想知道當一個人拋棄了他原先視為使命的東西時,他的生活里還將留下一些什么,

  這一天,他去報到。一位好脾氣的女人,主管著布拉格全城的商店玻璃清洗和陳設事宜。從他們見面起,他就面臨著自己選擇所帶來的后果,各種具體而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他進入一種震驚狀態,新工作開始的幾天,都一直被這種震掠所纏繞。但一旦克服了新生活中令人震驚的陌生感(大約有一周之久),他突然意識到自己簡直在享受一個長長的假日。

  他于活可以無所用心,自得其樂。現在,他明白了人們(他通常可憐的人們)的快樂,全在于他們接受一項工作時沒有那種內在的"非如此不可"的強迫感,每天晚上一旦回家,就把工作忘得干干凈凈。他第一次體會到其樂融融的無所謂,而不象從前,無論何時只要手術臺上出了問題,他就沮喪、失眠,甚至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他職業中的"非如此不可",一直象一個吸血鬼吸吮著他的鮮血。

  現在,他拿著刷子和長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蕩,感到自己年輕了十歲。賣貨的姑娘叫他"大夫"(布拉格的任何消息都不翼而飛,比以前更甚),向他請教有關她們感冒、背痛、經期不正常的問題。看著他往玻璃上澆水,把刷子綁在長竿的一端,開始洗起來,她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們有機會擺脫開顧客,就一定會從他手里奪過長竿,幫他去洗。

  托馬斯主要是為大商店干活,也被頭頭遣派去為一些私人客戶服務。此時的人們,還在以群情振奮的一致團結,來反抗對捷克知識分子的大規模迫害。托馬斯以前的病人一旦發現他正在靠洗窗子為生,往往就打電話點名把他請去,然后用香檳或一種叫斯利沃維茲的酒款待他,給他簽一張十三個櫥窗的工單,與他敘談兩小時,不時為他的健康干杯。托馬斯于是就能以極好的心情朝下一家客戶或另一家商店走去。也正是在這個時刻,占領軍軍官的家屬一批批在這片土地上四處定居,警務人員代替了被撒職的播音員從收音機里播出不祥的報道,而托馬斯在布拉格大街上暈暈乎乎地前行,從一個酒杯走向另一個酒杯,如同參加一個又一個酒會。這是他偉大的節日。

  他又回到了單身漢的日子。特麗莎在他的生活中突然不存在了,唯一能與她見面的時間就是半夜她從酒吧回來之后,當時他迷迷糊蝴半睡半醒,或者是早晨,輪到她迷迷糊糊半睡半醒,他卻要急著去上班。每個工作日,他都有屬于自己的十六個小時,一塊沒有料想到的自由天地。從他少年時開始,這種自由天地就意昧著女人。

  朋友曾問他這一輩子搞過多少女人,他盡量回避這個問題,被進一步追逼,就說:"好啦,兩百個左右吧。"朋友中的羨慕者說他吹牛,他用自衛的口氣說:"這不算怎么多。現在我已經同女人打了二十五年交道了。用兩百除二十五,你看,一年才八個新的女人,不算多,對不對?"

  與特麗莎成家以后,他這種生活方式有所束縛。安排上有些麻煩是必然的,他不得不強迫自己把性活動壓縮到一段有限的時間之內(從手術室到家里之間)。他精密地充分利用了那段時間(如一位山民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土地),但與現在突然賜予他的十六個小時相比,那段時間簡直不值一提。(照我說,十六小時中他用來擦洗櫥窗的八個小時里,周圍都是新的女招待、家庭主婦,以及女職員,她們每一個人都代表著一次潛在的性活動約定。)

  他在她們中間尋找什么呢?她們的什么東西吸引著他?難道做愛不僅僅就是永遠重復同一過程嗎?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總有一些細微末節是想象不到的。當他看到一個穿著衣服的女人時,能自然地多多少少想象出她裸體的樣子(他作醫生的經驗更豐富了他作情人的經驗),但這種近似的意念與準確的現實之間,有一道無法想象的鴻溝,正是這點空白使他不得安寧。而且,他追求不可猜想的部分并不滿足于裸體的展露,它將大大深入下去:她脫衣時是什么姿態?與她做愛時她會說些什么?她將怎樣嘆氣?她在高潮的那一刻臉會怎樣變形?

  這就是獨一無二的"我",確實隱藏在人不可猜想的部分。我們所能想象的只是什么使一個人愛另一個人,什么是人的共同之處。這各自的"我"正是與這種一般估計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說,它不可猜測亦不可計算,它必須被揭示,被暴露,被征服。

  托馬斯在最近十年來的醫務實踐中,專門與人的大腦打交道,知道最困難的就莫過于攻克人類的這個"我"了。希特勒與愛因斯坦之間,普列漢諾夫與索爾仁尼琴之間,相同之處比不同之處要多得多。用數字來表示的話,我們可以說有百萬分之一是不同的,而百萬分之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都相同類似。

  托馬斯著迷于對這百萬分之一的發現與占有,把這看成自己迷戀的核心。他并非迷戀女人,是迷戀每個女人身內不可猜想的部分,或者說,是迷戀那個使每個女人做愛時異于他人的百萬分之一部分。

  (這里,也許還可以說,他對外科的激情和他對女人的激情是同為一體的。即使對情婦,他也從末放下過想象中的解剖刀。他既然渴望占有她們體內深藏的東西,就需要把她們剖開來。)

  當然,我們也許可以問,為什么他從性面不從其它方面來探尋這個百萬分之一呢?為什么不--比方說,從女人的步態、烹飪特點或藝術趣味上去找這種區別呢?

  可以肯定,這百萬分之一的區別體現于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但除了性之外,其它領域都是開放的,無須人去發現,無須解剖刀。一位女人吃飯時最后想吃奶酪,另一個厭惡花菜,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表現自己的特異,然而這些特異都顯得有點雞毛蒜皮,它提醒我們不必留意,不可指望從中獲得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只有性問題上的百萬分之一的區別是珍貴的,不是人人都可以進入的領域,只能用攻克來對付它。就在離現在的五十年前,這種形式的攻克還得花費相當的時間(數星期,甚至數月!),攻克對象的價值也隨攻克時間的長短成比例增長。即使今天,攻克時間已大大減少,性愛看起來仍然是一個保險箱,隱藏著女人那個神秘的"我"。

  所以,不是一種求取歡樂的欲望(那種歡樂如同一份額外收入或一筆獎金),是一種要征服世界的決心(用手術刀把這個世界外延的軀體切開來),使托馬斯譴尋著女人。

  追求眾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屬兩種類型。其一,是在所有女人身上尋求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存在于他們一如既往的主觀夢想之中。另一類,則是想占有客觀女性世界里無窮的種種姿色,他們被這種欲念所誘惑。

  前者的迷戀是抒情性的:他們在女人身上尋求的是他們自己,他們的理想,又因為理想是注定永遠尋求不到的,于是他們會一次又一次失望。這種推動他們從一個女人到另一個女人的失望,又給他們曲感情多變找到了一種羅漫蒂克的借口,以至于不少多情善感的女人被他們的放縱追逐所感動。

  后者的迷戀是敘事性的,女人們在這兒找不到一點能打動她們的地方:這種男人對女人不帶任何主觀的理想。對一切都感興趣,也就沒有什么失望。這種從不失望使他們的行為帶上了可恥的成分,使敘事式的女色追求給人們一種欠帳不還的印象(這種帳得用失望來償還)。

  抒情性的好色之徒總是追逐同一類型的女人,我們甚至搞不清他什么時候又換了一個情人。他的朋友們老是把他的情人搞混,用一個名字來叫她們,從而引起了誤會。

  敘事性的風流老手(托馬斯當然屬于這一類),則在知識探求中對常規的女性美不感興趣,他們很快對此厭倦,也必然象珍奇收集家那樣了結。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為了避免朋友們的難為情,他們從不與情婦在公眾場合露面。

  托馬斯當了差不多兩年的窗戶擦洗工。這天他被派去見一位新主顧,對方奇特的面容從他一看見她起,就震動了他。盡管奇特,也還算周全,將就將就,沒有超出一般允許的范圍(托馬斯對奇特事物的興致與費利尼對鬼怪的興致不一樣):她非常高,比他還高出一截,不同尋常的臉上有修長細窄的鼻子。恐怕不能說那張臉是有吸引力的(人人都會抗議!),也不能(至少在托馬斯眼中)說它毫無吸引力。她穿著便褲和白色罩衫,象一個長頸鹿、鍛,以及機敏男孩的奇怪化合體。

  她久久地、仔細地、探尋地盯著他,眼中不乏嘲意的智慧閃光。"請進,大夫,"她說。

  他意識到她知道自己是誰,但不想有所表示,問:"水在哪里?"

  她打開了浴室的門。他看見了一個洗臉盆、一個浴盆以及肥皂盒;在臉盆、浴盆與盒子前面,放著粉紅色的小地毯。

  又象鹿又象鵲的女人微微一笑,擠了一下眼,話里象是充滿了反語或暗示。

  "浴室都歸你所有,你可以在那里隨心所欲做一切事。"她說。

  "可以洗個澡嗎?"托馬斯問。

  "你喜歡洗澡?"她問。

  他往自己的桶里灌滿熱水,走進起居室。"你想叫我先從哪里動手?"

  "隨你的便。"她聳了聳肩。

  "可以看看其它房子的窗戶嗎?"

  "你想到處都瞧瞧羅?"她的笑似乎在暗示,洗玻玻僅僅是她毫無興趣的一個古怪念頭而已。

  他走進隔壁的房子,這間臥室里有一個大窗子,兩張挨在一起的床,墻上有一幅畫,是落日與白樣樹的秋景。

  他轉回來,發現桌上放著一瓶開了蓋子的酒以及兩只酒杯:"在你開始大干以前,來點小東西提提神怎么樣?"

  "說實在的,我對小東西不介意。"托馬斯在桌子旁坐下。

  "能看看人們怎么過日子,你一定覺得有趣吧?"她說。

  "我不能抱怨。"托馬斯說。

  "所有的妻子都一個人在家里等你。"

  "你是說那些老奶奶,老岳母。"

  "你不想你原來的工作嗎?"

  "告訴我,你怎么了解到我原來的工作?"

  "你的老板喜歡吹捧你哩。"鶴女人說。

  "這一次罷了!"托馬斯顯得驚訝。

  "我給她打電話說要洗窗戶,她問我要不要你,說你是被醫院趕出來的著名外科醫生。這樣,很自然,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你有一種敏感的好奇心。"他說。

  "這樣明顯嗎?"

  "看你眼睛的用法。"

  "我眼睛怎么啦?"

  "你瞇眼,隨后,就有問題要問。"

  "你的意思是不想應答?"

  多虧她,談話一開始就是心曠神怡的調情。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與外部世界無關,都是內趨的,有關他們自己。談及他和她可以觸知的東西,沒有什么比觸摸性的補充更簡單明白了。于是,托馬斯提到她瞇眼時,在她眼上摸了一下,她也在他的跟上摸了摸。不是一種本能的反應,看來她是有意設置了一種"照我做"的游戲。他們面對面地坐下,兩個人的手都順著對方的身體摸下去。

  直到托馬斯的手觸到了她的下體,她才開始拒絕,他還猜不透她到底有幾分認真。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一大截了,十分鐘以后他得去另一位主顧家。他站起來,說他不得不走了。

  她的臉紅紅的:"我還得填那張工單呀。"

  "我什么也沒做。"他反駁道。

  "都怪我。"她用一種溫和而純真的嗓音慢慢地說,"我想,我只好再約你來一次,讓你完成我沒讓你干的話。"

  托馬斯拒絕把單子交給她簽字,她似乎在乞求施舍,對他甜甜地說:"給我,好嗎?"又瞇了瞇眼,加上兩句,"反正我也沒付這筆錢,是我丈夫給的,你也沒得這筆錢,是國家得了。這筆交易跟咱們倆誰也沒關系。"

  既象鹿又象鶴的女人有一種奇怪的不諧凋,不時激起他的回想:她的調情與靦腆結合,千真萬確的性欲被嘲弄的微笑抵消,公寓的粗俗一般和主人的獨特不凡相對照。要是與她做愛,她是什么樣子呢?他盡力去揣度卻無法想象出來,幾天來他老想著這件事。

  應她的召喚,他第二次去她那兒。酒和杯子都在桌上等著。這一次,一切都自動地進行。不一會,兒,他們便在臥房里面對面地站著接吻(那里,墻上畫中的太陽正落在自撣樹上)。他給她下達自己的標準口令:"脫!"她不但不服從,而且反過來命令:"不,你先脫。"

  他被頂了回來,對這樣的反應很不習慣。她開始解開他罩衣的扣子。"脫"的命令下達好幾次(伴隨著喜劇性的失敗)之后,他終于被迫接受妥協。根據他上一次來訪時她制訂的游戲規則("照我做"),她脫掉他的褲子,他脫掉她的裙子,然后她脫掉他的襯衣,他脫掉她的罩衫,直到最后他們都赤裸裸地站著。他把手放在她濕潤的陰部,他突然感到自己身體的同一部位上也有她的指觸,對方象鏡子一樣準確地模仿著自己的動作。

  如我所述,他已熟知了將近兩百名婦女(加上他當窗戶擦洗工期間為數可觀的新人選),但他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女人,比他還高,朝他瞇眼睛,還用手摸他的肛門。為了壓住自己的難堪,他把她按倒在床上。

  他的動作如此急促,使她毫無戒備。她那高塔一般的骨架仰面躺下時,他從她臉上紅色的斑點中,看到了失去平衡以后害怕的表情。現在,他站在她上方了,一把托住她的膝下,把她叉開的雙腿微微向上舉起。那雙腿猛一看去,就象一個戰士舉起雙臂對著瞄準他的槍筒投降。

  笨拙加熱情,熱情加笨拙--托馬斯被它們弄得亢奮以極。他久久地跟她于,不時仔細地察看她那有紅色斑點的臉,看一個女人被絆翻后倒落時的恐懼表情,那無可仿制的表情頃刻間早已把亢奮傳人他的大腦。

  他去浴室洗洗,她跟著進去,并羅羅嗦嗦地解釋肥皂在哪里,海綿在哪里,怎樣放熱水。他很驚奇她把如此簡單的事也弄得如此繁瑣。最后,他不得不對她說,他完全明白一切,示意對方讓自已一個人留在浴室里。

  "你不愿意讓我呆在這兒看看你嗎?"她乞求。

  他終于把她弄了出去。他洗完身子,把尿拉在盆子里(捷克醫生們的標準程序),感到她在浴室外面前前后后地跑來跑去,想找一個破門而入的法子。他把水關掉,整個寓所突然安靜了。他感到自己被人注視著,差不多可以斷定,浴室門上的某個地方有一個窺視孔,她那漂亮的眼睛正瞇縫著看進來。

  他心境極佳地告辭走了,極力想把她的要素存入記憶,把這種記憶歸納為一個化學公式,用以界定她的特質(她那百萬分之一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得出了這個由三個已知項組成的公式:

  (1)笨拙加熱情。

  (2)失去平衡地倒下之后臉上的恐鎮表情以及

  (3)雙腿舉在空中,象一個士兵對著槍筒舉起投降的雙臂。

  回想了這幾條,他感到快樂,象是獲得了這個世界的另一些點點滴滴,用他想象中的解剖刀,又在字宙那無際的天幕上劃了一刀。

  差不多是同時,他還有如下經歷:每天半夜之前,他在某位老朋友提供的一間房子里,與一位年輕女人會面。一兩個月之后,她向他提起以前他們見面的事:當時外面正是雷雨交加,他們在窗子下面的一張小地毯上做愛,一直干到風暴平息。那真是難以忘懷的美妙!

  托馬斯給震驚了。是的,他記得與她在地毯上做愛(他的朋友睡在一張托馬斯發現極不舒服的窄沙發上),但他完全忘記了風暴!這太奇怪了。他能回想起他們每次在一塊幾時的情景,甚至能牢牢記住每一次做愛的方式(她不愿意他從后面于她),他記得他們交合時她講的好些事(她總是要他摟住她的屁股,不要老看著她),他甚至還記得她內褲的式樣,而風暴卻無影無蹤。

  對于每一次性經歷,他的記憶只錄下了性征服中那險峻而窄狹的通道:第一聲言語挑逗,第一次觸模,第一件她對他和他對她說的猥褻之事,以及被對默許和有時遭到反對的小小的性反常行為。他(幾乎是學究式地)把其他一切從記憶中排斥出去,甚至記不起自己與這位或那個女人是在什么地方第一次見面,如果這事發生在他性進攻之前的話。

  年輕姑娘繼續談著風暴,向往地笑了。他驚奇地望著她,心中油然生出某種近乎羞愧的東西:她經歷了美好的事情,他卻未能與她共同體驗。對那場夜晚風暴的兩種反應和記憶方式,明的標明了愛情與非愛情。

  我不希望,"非愛情"這個詞使人聯想到他對那年輕姑娘采取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也就是按現在的說法,把她看成一個性器具。相反,他非常喜歡她,珍視她的性格與智慧,愿意在她需要的時候去幫助她。他不是那種在她面前厚顏無恥的人。但這是他的記憶,不為他自已知道的記憶,把她從愛情的領域中排斥掉了。

  人腦中看樣子具有一塊我們可以稱為詩情記憶的區域。那里記下來誘人而動人的一切,使我們的生命具有美感。從他遇到特麗莎起,再沒有女人有權利在他大腦的那一區域中留下一絲印痕。

  特麗莎占據著他的詩情記憶區,象一位暴君消滅掉了其他一切女人的痕跡。這是不公正的,那位與他在暴雨之夜的小地毯上做愛的姑娘,一點也不比特麗莎缺乏待意。她叫著:"閉上眼!摟著我的屁股!把我摟緊!"她不能忍受托馬斯于她的時候睜著眼睛,專注而敏銳地盯著她;不能忍受他的身子總是在她上方那樣微微弓起,從不壓在她的皮膚上。她不希望他研究她。把對方帶進那神奇的愛流里,也許只有閉上眼睛才能做到。她拒絕趴在地上,其原因就是那種姿勢使他們的身體根本接不到一起,而他卻可以從幾碼遠的地方來觀察打量她。她恨那距離,要與他合為一體。正因為如此,她沖著他瞪眼,堅持說自己沒有高潮,盡管地毯已經明顯地濕漉漉的了。她還是說:"我不是指快感,是指幸福,沒有幸福的快感算不了快感。"換句話說,她是在敲打他詩情記憶的大門。但門是關閉的,他的詩情記憶里沒有她的位置,她的位置只是在地毯上。

  在他與其他女人冒險活動完全不存在的那一點上,才開始了他與特麗莎的冒險。那是推動他一次次征服的職責之外的某種東西。他無意揭示特麗莎身上的什么,她也用不著揭示地來到他面前。他在能抓住想象中的解剖刀之前,在剖開這個世界的屈服之軀以前,就與她做愛了。在她開始想知道他們做愛時她會是什么樣子之前,他就愛上她了。

  他們的愛情故事是后來才開始的:她病了,他不能象對別人那樣把她送回家。她睡在他床上時,他跪在她身邊,意識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籃里順水漂來。我以前說過,比喻是危險的。愛情始于一個比喻,這就是說,當一個女人往我們的詩情記憶里送入第一個詞,這一刻便開始了愛情。

  最近,她又一次進入了他的大腦。一天早晨,她和往常一樣取牛奶回家時,站在門道里,懷里揣著一只用她的紅頭巾包著的烏鴉,那樣子就象吉普賽人抱著自己的小孩。他總忘不了:就在她的臉旁,烏鴉極為哀怨地嘴向上翹著。

  她發現有人用象哥薩克活埋俘虜一樣的方式把烏鴉埋了半截。"是孩子們于的。"她的話不光是陳述事實,還流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對人們總的深惡痛絕。這使他想起不久前她對他講的話來:"我開始感謝你了,你沒想要孩子。"

  隨后,她向他抱怨,說有個男人老在她工作時找麻煩,還抓住她脖子上廉價的項鏈,說她只有靠額外的賣淫收入才買得起那東西。她對此極為心煩意亂。也許過分認真了,托馬斯想。他突然覺得難過,近兩年來他能見到她的時候是何其少,他幾乎沒有機會握住她的手使之停止顫抖。

  他第二天早晨去于活,腦子里還牽掛著特麗莎。給玻璃擦洗工分配工作的文人說,一位私人顧主堅持點名讓托馬斯去。托馬斯不想去,擔心又是另外某個女人,此刻他的心讓特麗莎完全占據著,沒有冒險的興致。

  打開門"他松了一口氣。面前是一位高個頭、背有點駝的男人,下巴大大的,看上去似乎有些面熟。


第五章 輕與重 
(3)

  "請進。"那人笑著把他讓進屋。

  還有個青年人站在那里,臉色紅亮,望著托馬斯試圖笑一笑。

  "我想,沒有必要讓我給你們兩位作什么介紹吧。"那男人說。

  "當然,"托馬斯仍然笑著,把手伸向那年輕人。這是他的兒子。

  接下來,只等著大下巴的人介紹他自己了。

  "我看你好面熟!"托馬斯說,"對了,現在對上號了。就是那名字。"

  他們在一張小會議桌一般的桌子旁邊坐下來,托馬斯意識到對面的兩個男人都是自己過失的產物,他的第一個妻子迫使他養下了這位少年的,而他被警察審訊時,對這位老者的尊容作過描繪。

  為了理清思緒,他說:"好了,你們要我先洗哪個窗戶?"

  那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

  很明顯,事情與窗戶無關。他們不是叫他來洗窗戶的,只是設了個騙他來的圈套。他從沒與兒子談過話,這還是第一次與他握手。他只是熟悉兒子的面容卻無意了解其它。他所關心的是,他對兒子知道得越少越好,但愿雙方都這么想。

  "好畫,不是嗎?"那編輯指著托馬斯對面墻上一幅鑲框的大宣傳畫說。

  托馬斯這才掃了那屋子一眼。四壁都接著有趣的畫,大多數是照片和宣傳畫。編輯挑出的那張曾經登在1969年入侵者封閉他們報紙前的最后一期上。那張畫模仿了1918年蘇聯國內戰爭征兵時的一張著名宣傳畫,畫上有一個士兵,帽子上戴著紅五星用分外嚴峻的眼神直瞪瞪地盯著你,將食指指向你。原畫的俄文標題是:"公民,你加入了紅軍嗎?"取而代之的捷文標題是:"公民,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

  真是個絕妙的玩笑。"兩千字宣言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第一個光榮的宣言,呼吁著當局的激進民主化。開始只有一些知識分子簽名,后來其他人也出來要求簽名,最后簽名的人太多,就沒法統計人數了。紅軍侵占他們國土之后,發動了一系列的政治清洗運動,每個公民都回答一個問題:'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了名嗎?'承認自己簽了的人,都被立即解雇。"

  "是張好畫,"托馬斯說,"我記得很牢"。

  "但愿那位紅軍沒有在聽我們的話。"編輯笑著說。

  然后,他臉上的笑容消失了,繼續說:"盡管我們認真對付,但這不是我的公寓,是我一位朋友的。我們不能絕對地確認警察在偷聽我們,有可能而已。如果請你到我那里去,就可以打包票了。"

  他又換了一種開玩笑的語調:"可照我看來,我們也沒有什么可以藏藏掩掩的。想想看,它今后對捷克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不知道會帶來多少好處哩。捷克所有知識分子的所有活動,都在警察局的檔案夾中記錄在案!你知道那些史傳文學家們:象伏爾泰、巴爾扎克,或者托爾斯泰,他們要費多大的勁去重新構想人們性生活的細節嗎?捷克作家們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一切都記在錄音帶上,包括每一聲最后的嘆息。"

  他轉向墻中那想象的麥克風,用洪亮的聲音說:"先生們,象以前一樣,我想借此機會鼓勵你們努力工作,我謹代表我自己以及所有未來的歷史學家向你們表示感謝。"

  他們三個人一場好笑,編輯又講了他們報紙怎么被查禁的經過,講了那位設計這張宣傳畫的畫家現在在于什么,還有其他捷克畫家、哲學家以及作家們的處境。入侵之后,他們都下放改行,成了窗戶擦洗工,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或者最好的--通常得有門路--出租車司機。

  編輯說得滿有風趣,但托馬斯還是想著自己的兒子,不能集中精力聽。他記得最近兩個月內他老在街上從自己身邊走道。顯然,這些相遇并非偶然。他絕對沒有料到他竟會和一位受迫害的編輯在一起。托馬斯的前妻是一個正統的共產主義者,托馬斯自然會設想他兒子是在她的影響之下。他對兒子一無所知。當然,他可以問問兒子他與母親的關系怎么樣,但他覺得當著第三者的面這樣問不夠得體。

  最后,編輯講到問題的關鍵了。他說,越來越多的人僅僅是堅持自己的意見,便無緣無故地被送進了監獄,他的結論是:"所以,我們決定要做點什么。"

  "你們究竟要做什么?"托馬斯問。

  他的兒子替對方回答了。這是他第一次聽到兒于說話,驚奇地注意到他說話結結巴巴。

  "根據我們的消息來源,"他說,"政治犯受到了,非常粗暴的虐待,有幾個,處境險惡。我們,決定起草一份請愿書,由捷克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簽名。這些人物,還算得上,什么的。"

  不,事實上這還不只是結結巴巴,比口吃更嚴重。他越講越慢,無論有意與否,發每個字音都用重讀,或者用最強音。他自己顯然也感到了這一點,兩額還未恢復到原有的蒼白,又漲得緋紅。

  "你們叫我來,讓我參謀一下我那一行的可能人選嗎?"托馬斯問。

  "不,"編輯笑了,"不是要你參謀,我們要你簽名!"

  他又一次得意了!又一次自得地感到人們還沒有忘記他是個醫生。他表示推辭,僅僅是出于謙讓:"等等,光憑他們把我踢出來,并不能說明我是個著名醫生呵!"

  "你為我們報紙寫過稿,我們是不會忘記的。"編輯又朝托馬斯微笑。

  "是的。"托馬斯的兒子欣然地嘆了一口氣,托馬斯可能沒有察覺。

  "我看不出,我的名字出現在請愿書上會幫助你們的政治犯。讓那些與當局沒有沖突過的人簽名,也許會好一些。那些人起碼對當權者們還有些影響。是不是?"

  編輯笑了;"當然是這樣。"

  托馬斯的兒子也笑了,是一種諳熟世事者的笑:"唯一困難的,是他們絕不會簽名!"

  "這倒不是說,我們不去跟他們周旋,或者說我心腸好得怕他們難堪,"他笑了,"你該聽聽他們找出的借口,稀奇古怪!"

  托馬斯的兒子笑著表示贊成。

  "當然,他們開始都表示同意我們,完全站在這一邊。"編輯繼續說,"他們說,只是需要一個不同的方式,更慎重,更理智,更周全。他們對簽名怕得要命,不簽呢,又擔心我們瞧不起。"

  托馬斯的兒子和編輯一起笑了。

  編輯交給托馬斯一張紙,上面短短幾行,用一種較為客氣的方式,呼吁共和國主席赦免所有的政治犯。

  托馬斯飛快地運轉著思緒。赦免政治犯?就靠這些被當局拋棄了的人(他們自己就是潛在的政治犯)對主席提出要求?即便當局碰巧有赦免政治犯的計劃,這樣的請愿書,唯一結果也只能是適得其反!

  他兒子打斷了他的思路,"重要的,是要指出,在這個國家仍有一幫人沒有被嚇住。大家都表明立場。把麥子與麥殼,分別清楚。"

  不錯,不錯,托馬斯想,可那與政治犯們有什么關系呢?你要求赦免也好,要分清麥子與麥殼也好,這不是一碼事。

  "騎墻嗎?"編輯問。

  是的,他是在騎墻觀望,只是不敢這么說。墻上有一幅畫,士兵威脅地指著他說:"你對參加紅軍猶豫不決嗎?"或者說:"你還沒有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名嗎?"或者說:"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過名嗎?"或者說:"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請愿書上簽名嗎?!"不論這個士兵怎么說,反正是在威脅。

  編輯剛剛已經說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卻又提出千萬條理由來反對在請愿書上簽名。在他看來,他們的理由只是許許多多的借口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煙幕彈。那托烏斯還能說什么呢?

  他終于用笑聲打破了沉默,指著墻上的宣傳畫:"有這個當兵的逼我,問我簽還是不簽,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于是,三個人又笑了一陣。

  "好了,"托馬斯笑過以后說,"我想想吧,過幾天我們還能碰碰頭嗎?"

  "什么時候都可以,"編輯說,"不幸的是,請愿書等不了,我們打算明天就將它遞交主席。"

  "明天?"托馬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么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上簽名。

  "沒有什么要想的。"兒子的話雖然咄咄逼人,語調卻近乎祈求。現在,他們雙雙對視著,托馬斯注意到孩子全神貫注時上嘴唇的左角微微翹起,這正是自己平常從鏡子里看胡須是否刮干凈了時,在自己臉上看到的一種表情。從其他人臉上發現這一點,使他感到不安。

  當父母與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度過孩子的童年時,他們會慢慢習慣這種相似性,他們會覺得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們中斷這種相似以后再回頭想到這些,或者還會覺得有趣。但托馬斯有生以來是第一次與兒子談話!他還不習慣與自己這張不相稱的嘴巴面對面地坐在一起!

  試想你有一條斷臂移植在別人身上,試想那人就坐在你對面,用你的手臂沖著你打手勢,你一定會死死盯著那手臂如同見了魔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愛的手臂,它接觸你的可能想必會使你魂飛魄散!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邊嗎?"他兒子補充說。托馬斯突然明白了,他們所演的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與兒子的關系。他簽字,他們的命運就聯系在一起了,托馬斯多多少少得盡責地與他友好;不簽字呢,他們的關系就會象以前一樣不存在。不取決于兒子的意志也不取決于他的意志,兒子會因為他的懦弱而拒絕承認他。他處在一種棋場敗局的境地,-無法回避對方的將軍,將被迫放棄這一局。他簽與不簽都沒有絲毫區別。這對他的生活或者對那些政治犯們,都不能改變什么。

  "拿來吧。"他接過那張紙。

  似乎是要報償他的決定,編輯說:"你寫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兒子把筆遞給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彈一樣有力。"

  編輯的贊許使他高興,但兒于的比喻使他感到不自然而且不適當:"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個,"他說,"多虧了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給我的病人做手術了。"

  話語聽起來很冷,甚至含有敵意。

  編輯顯然是希望緩和這種不協調的語氣,帶有歉意地說:"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從孩童時代起,托馬斯就把"拯救"這個詞與一樣東西相聯系,只與這一樣東西相聯系:醫藥。文章如何能夠救人?這兩個人極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個一生歸結為單是一個關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觀點,甚至歸結得更少一些:沖著當局吐一個簡單的字,"不!"

  "也許它救了人,也許它沒有,"他說(聲音仍是冷冷的,雖然自己也許沒有意識到),"但作為一個醫生,我知道我救過幾條命。"

  又沉默了下來。托馬斯的兒子打破沉默:"思想,也能拯救性命。"

  托馬斯從孩子的臉上看到了自己的嘴,心想,看著自己的嘴結結巴巴是多么奇怪。

  "你知道,你寫得最好的,是什么嗎?"孩子繼續說,而托馬斯只能看到他說話付出的努力。"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我們一點兒都不知道,內疚意昧著什么。殺人犯的借口,是母親不愛他們。可是,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么借口。沒有人的靈魂和良心,比俄狄浦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已。"

  托馬斯把視線從兒子的嘴上拉開,努力想投向那編輯。他有些惱怒了,象是跟他們爭辯起來:"但這統統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么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是野蠻的,而俄狄浦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他有很多話要說,但突然記起這地方也許安裝了竊聽器。他沒有絲毫野心要讓未來的歷史學家們來廣征博引,只害怕被警察局尋章摘句。這不正是他們要從他這兒得到的么?不正是對那篇文章的譴責嗎?他不愿意把這一思想從自己嘴里喂給他們。除此之外,他還知道在這個國家里,任何時候都可能把任何人的任何事拿去廣播。他閉了嘴。

  "我想知道,是什么東西使你改變了主意。"編輯說。

  "我想知道的是,原先是什么東西使我寫了個東西。"托馬斯馬上想起來了:她象一個放在草籃里的孩子,順水漂到了他的床邊。是的,他因此才拿起了那本書,追隨那些羅慕路斯、摩西以及俄狄浦斯的故事。現在,她又與他在一起了,他看見她用紅頭巾把烏鴉包起來擁在胸前。她的幻象使他平靜下來,似乎在告訴他,特麗莎還活著,與他住在同一座城市里,其他什么都是無所謂的。

  這回是編輯打破了沉默:"我懂了。我畢竟也不喜歡那種懲罰觀念。"他笑著補充,"我們不是為了懲罰而呼吁懲罰,是要用懲罰來消滅懲罰。"

  "我知道。"托馬斯說。幾秒鐘之后,他可能就要做一件很高尚的事,卻是完全、絕對毫無用處的事(因為這不能幫助政治犯),還是一件使他不高興的事(因為這是那兩個人壓著他干的)。

  "簽字是你的責任。"他兒于幾乎是在懇求。

  責任?他兒子向他提起責任?這是任何人能向他使用的最糟糕的字眼!再一次,特麗莎的幻影又浮現在他的眼前。他記起特麗莎用手臂抱著那只烏鴉,記起她前天曾被一位密探勾引,記起她的手又開始顫抖。她老了,她是他的一切。她,六個偶然性的產物;她,那位主治大夫坐骨神經痛帶來的果實;她,他所有"非如此不可"的對立面--是他唯一關心的東西。

  為什么竟然去想什么簽還是不簽?他的一切決定都只能有一個準則:就是不能做任何傷害她的事。托馬斯救不了政治犯,但能使特麗莎幸福。他甚至并不能真正做到那一點。但如果他在請愿書上簽名,可以確信,密探們會更多地去光顧她,她的手就會顫抖得更加厲害。

  "把一只半死的烏鴉從地里挖出來,比交給主席的請愿書重要得多。"他說。

  他知道,他的話是不能被理解的,但能使他玩味無窮。他感到一種突如其來、毫無預料的陶醉之感向他襲來。當年他嚴肅地向妻子宣布再不希望見到她和兒子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闊醉。他送掉那封意昧著斷送自己醫學事業的文章時,就有這種相同的黑色陶醉。他不能肯定自已是否做對了,但能肯定他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對不起,"他說,"我不簽名。"

  幾天后,他從報紙上讀到了有關請愿書的一些文章。

  當然,那些文章里,沒有一個字提及它是在彬彬有禮地呼吁釋放政治犯。沒有一份報紙引用那篇短文的只言片語。相反,它們用大量的篇幅,用含混的恐嚇之詞,談著一份旨在為一場新的反社會主義運動奠定基礎的反政府宣言。它們還列舉了所有的簽名者,每個人名下都伴有使托馬斯起雞皮疙瘩的誹謗與攻擊。

  這并非出人意外。任何不是當局組織的公開活動(會議、請愿、街頭聚眾),都理所當然地視為非法,所有參與者都會陷入危險,這已成為常識。但是,也許這會使托馬斯對自己沒有為請愿簽名更加感到歉疚。他為什么沒有簽?他再也記不起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他的決定。

  我再一次看見他,象小說開頭時那樣出現在我跟前:他站在窗前,目光越過庭院落在那邊的墻上。

  這就是產生他的意象。我前面指出過,作品中的人物不象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于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簡單說來那隱喻包含著一種基本的人類可能性,在作者看來它還沒有被人發現或沒有被人扼要地談及。

  但是,一個作者只能寫他自己,難道不是真的嗎?

  穿越庭院的凝視以及不知所措的茫然;熱戀中的女人聽到自己胃里頑固的咕咕聲響;缺乏意志拋棄自己背叛魔途的背叛;偉大進軍中與人們一起舉起的拳頭;在暗藏的竊聽器前的智慧表演--我知道這一切情境,我自己都經歷過,但這一切未能產生我提綱勾勒中和作品描繪中的人物。我小說中的人物是我自己沒有意識到的種種可能性。正因為如此,我對他們都一樣地喜愛,也一樣地被他們驚嚇。他們每一個人都已越過了我自己固定的界線。對界線的跨越(我的"我"只存在于界線之內)最能吸引我,因為在界線那邊就開始了小說所要求的神秘。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經成為羅網的世界里--的調查。但是夠了,讓我們還是回到托馬斯吧。

  他一個人在公離里,目光越過庭院,落在對面那幢建筑的臟墻上。他想念那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輯,還有他的朋友們。他并不認識他們,他們甚至從未進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感到自己仿佛剛在火車月臺上碰到一位漂亮女人,還來不及跟她說什么,她就步入臥車廂,去了伊斯坦布爾或里斯本。

  他再一次極力想著自己應該怎么辦。他盡了最大的努力排除每一點感情上的因素(比如他對那位編輯的崇拜以及兒子給他的惱怒),但仍然拿不定主意,究竟該不該在他們給的文件上簽名。

  萬馬齊喑時的大聲疾呼是對的嗎?是的。

  從另一方面講,為什么報紙提供這么多篇幅對請愿書大做文章呢?新聞界(全部由國家操縱)畢竟可以保持沉默,沒有比這更明智的了。他們把請愿書大肆張揚,請愿書隨即被統治者玩于股掌之中!真是天賜神物,為一場新的迫害浪潮提供了極好的開端和辯解詞。

  那么他該怎么辦?簽還是不簽?

  用另一種方式提出問題就是:是大叫大喊以加速滅亡好呢,還是保持沉默得以延緩死期強呢?

  這些問題還有其他答案嗎?

  他又一次回到了我們已經知道的思索:人類生命只有一次,我們不能測定我們的決策孰好孰壞,原因就是在一個給定購情境中,我們只能作一個決定。我們沒有被賜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來比較各種各樣的決斷。

  在這一方面,歷史與個人生命是類似的。捷克只有一部歷史,某一天它將象托馬斯的生命一樣有個確定的終結,不再重復。

  1618年,捷克的各階層敢作敢為,把兩名高級官員從布拉格城堡的窗子里扔了出去,發泄他們對維也拉君主統治的怒火。他們的挑釁引起了三十年戰爭,幾乎導致整個捷克民族的毀滅。捷克人應該表現比勇氣更大的謹慎么?回答也許顯得很簡單:不。

  三百二十年過去了,1938年的慕尼黑會議之后,全世界決定把捷克的國土犧牲給希特勒。捷克人應該努力奮起與比他們強大八倍的力量抗衡嗎?與1618年相對照,他們選擇了謹慎。他們的投降條約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繼而喪失自己的民族自主權幾十年,或者甚至是幾百年之久。他們應該選擇比謹慎更多的勇氣嗎?他們應該怎么辦呢?

  如果捷克的歷史能夠重演,我們當然應該精心試驗每一次的其他可能性,比較其結果。沒有這樣的實驗,所有這一類的考慮都只是一種假定性游戲。

  EinmalistKeinmal。只發生一次的事,就是壓根兒沒有發生過的事。捷克人的歷史不會重演了,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了。捷克人和歐洲的歷史的兩張草圖,來自命中注定無法有經驗的人類的筆下。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得不能承受,輕若鴻毛,輕如塵埃,卷入了太空,它是明天不復存在的任何東西。

  托馬斯再一次懷著愛情般的懷念之情,想起了高個駝背的編輯。那個人于起來似乎把歷史看成一幅完成了的圖畫而不是草圖。他于起來似乎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永無休止地重演,會永劫回歸,絲毫也不懷疑自己的行為。他自信自己是對的,在他看來,那不是一種心胸狹窄而是美德的標志。是的,那人生活在與托馬斯不一樣的歷史之中:一部不是草圖的歷史(或者沒有意識到而已)。

  幾天后,他又被另一種思想所打動,我把它記在這里作為上一節的補充:在太空以外的什么地方有一顆星球,所有的人都能在那里再生,對于自己在地球上所經歷的生活和所積累的經驗,都有充分的感知。

  或許還有另一顆星球,我們將在那兒帶著前兩次生命的經驗,第三次再生。

  或許還有更多更多的星球,人類將在那里誕生于更成熟的層次(一個層次即一次生命)。

  這就是托馬斯版本的永劫回歸觀。

  當然,我們立足于地球(第一號星球,無經驗的星球),對于其他星球上的人將會如何,只能杜撰出朦朦朧朧的異想。他會比我們更聰明?人的能力中有更多的成熟?他能通過重復經驗獲得這種成熟?

  只有從這樣一個烏托邦的觀念出發,才有可能充分正確地使用悲觀主義和樂觀主義的概念:樂觀主義者無非是認為第五號星球上的人類史將會少一些血污,悲觀主義者則不這樣看。


第五章 輕與重

(4)

  朱爾斯.弗恩的一部著名小說《兩年的假日》,是托馬斯少年時最愛讀的。兩年的確是一個極大的數字。托馬斯當窗戶擦洗工已逾三年了。

  幾個星期以來,他漸漸意識到(半悲哀、半自嘲地)自己正在變得精疲力竭(他每天有一次甚至有時是兩次的性約會)。他并末失去對女人的興趣,但發現自己已將氣力使到了極限。(讓我補充一下,極限是指他的體力,不是指他的性功能;他的問題是氣喘吁吁,而與生殖器無關,事物狀態都有其喜劇性的一面。)

  一天,他正為自己下午要抽空子了愿赴約而遭難,看上去象要度一個稀罕的假日。他渴望以極,給一個年輕女人打了差不多十次電話。對方是個嫵媚的表演專業學生,皮膚在南斯拉夫平整的裸泳海灘上曬得黑黝黝的,那種海灘使人聯想起機動烤肉板上慢慢的旋轉燒烤。

  他干完活,打了最后一次電話,四點鐘動身去辦公室遞交自己的工單。在布拉格市中心,他被一位未能認出來的女人攔住了:"你究竟躲到哪兒去啦?我八輩子都沒見到你啦!"

  托馬斯搜索枯腸,想記出她是誰。是他以前的一位病人嗎?那樣子倒象個親密朋友。他盡力搭著腔以掩蓋自己沒認出她來的事實。好一陣,他才從一個偶然的記號認出了那姑娘:曬得黑黑的小演員,就是他成天一直在找的那一位。他這才著手打主意,如何把對方引誘到朋友的公寓里去(他口袋里有鑰匙)。

  這段插曲使他好笑,又使他害怕:這證明他的腦力和體力一樣都消耗殆盡了。兩年的假期不能再無限期地延續下去。

  告別手術臺的假日,也是告別特麗莎的假日。六天很難見面的日子后,他們最終能充滿著愛欲在星期天相聚;但是象托馬斯從蘇黎世回來的那天晚上,他們顯得疏遠,很長一段時間之后才能接觸和親吻。生理的愛給他們愉悅,但沒有慰藉。她不再象以前那樣大聲喊叫,高潮時臉上的扭曲,在他看來是痛苦的表示和奇怪的心不在焉。只有在夜里睡著了,他們才溫柔地依偎在一起。握著他的手,她忘記了那一道將他們隔開的深淵(白晝的深淵)。夜里,托馬斯既沒時間也無辦法去保護她和關懷她。而早上,看見她是令人傷心和害怕的:她顯得又悲哀又虛弱。

  一個星期天,她請他開車把她帶到布拉格城外去。他們去了一個礦泉區,發現那里所有的街道都換了俄國名字,還碰巧遇到了托馬斯以前的一位病人。托馬斯被這次招見擊垮了。他在這兒突然作為一個醫生與別人談起話來,能感覺出以前那種生活,帶著按部就班看見病人的愉悅,帶著病人們信任的目光,正跨越歲月的斷層向他撲來。他曾經裝作對這些目光視而不見,事實上他是滋滋有昧,現在更是極其思念。

  回家的路上,他思索著,這一災難性的大錯都是從蘇黎世回布拉格造成的。他老盯著路面,避免去看特麗莎。他對她很惱火。她在身邊的出現比往日更顯得是一種忍受不了的偶然。她在他身邊干什么?是誰把她放在草籃里并讓她順水漂下來?為什么把他的床選作了堤岸?為什么是她而不是一個別的女人?

  一路上誰也沒講一句話。

  回到家里,他們也默默地吃飯。

  沉默,象一片云海橫在他們中間,隨著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越來越沉重。他們逃離這片苦海,徑直上了床。半夜里他把她叫醒了。她正在哭。

  她告訴他:"我被埋掉了,給埋了許久許久。你每周來看我一次,每次你都敲敲墳墓,我就出來了。我眼里都是泥。"

  "你總是說,'你怎么會看得見的?'你想把我眼里的泥擦掉。"

  "我總是說,'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后來有一天,你要去長途旅行。我知道你是同另一個女人一起去的。幾個星期過去了,不見你的影子。我害怕同你錯過,就不睡覺了。最后,你又敲著墳墓,但是我整整一個月沒有睡覺了,已經累壞了。我想我是不能再從那里出來了。我終于又出來的時候,你顯得失望。你說我看來不舒服。我感覺得出,我下塌的兩頰和緊張的姿態使你覺得多么難看。

  "我道歉說,'對不起,你走以后我沒合一下眼。'

  '是嗎?'你的聲音里全是裝出來的高興。'你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一個月的假期!'"

  "好象我不知道你想的什么!一個月假,意味著你一個月不愿來看我,你有另一個女人。你走了,我又掉進了墳墓。心里完全明白,我又會有不能睡覺的一個月來等著你。你再來的時候,我會更加丑,你會更加失望。"

  他從來沒聽到過比這更令人慘痛的東西,他緊緊摟著她,感到她的身體在顫抖哆嗦。他想,他再也不能承受這種愛了。

  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蕩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接受這一切,只是比較難于大膽承認。但是,特麗莎夢中的悲傷之夢卻使他承受不了。

  他企圖重新進入她講述的夢,想象自己撫摸她的臉龐,輕巧地--一定不讓她知道這一點--把她眼窩里的泥擦掉。然后,他聽到她話中難以置信的悲愴:"我還是看不見,我的眼睛已經成了空洞。"

  他的心要碎了,感到自己正處于心肌梗死的邊緣。

  特麗莎又睡著了。他睡不著,想象著她的死亡。她帶著可怕的題夢死了,由于她死了,他再也不能把她從噩夢中喚醒。是的,這就是死亡:特麗莎帶著可怕的噩夢睡著了,而他再也不能將她喚醒。

  托馬斯的祖國被侵占已經五年了,布拉格發生了可觀的變化。托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樣了,朋友們有一半去了國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經死去。將來不為歷史學家們記載的事實是,入侵后的這些年是一個葬禮的時代:死亡率急劇上升。我不是說人們都是象小說家普羅恰茲卡一樣,是被逼致死的(當然不多)。這位小說家的私人談話在電臺播了兩個星期之后,他便住進了醫院。到那時為止一直潛伏在他體內的癌細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樣開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術。他們發現他危在旦夕,才對他失去了興趣,讓他死在他妻子的懷里。但有許多并沒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絕望之感在整個國家彌漫,滲入人們的靈魂和肉體,把人們摧垮。有些人不顧一切地從當局的寵愛下逃出來,不愿意接受與新領導人握手言歡,充作展品的榮幸。詩人赫魯賓正是這樣死的--他逃離了當局的愛。他盡一切可能躲著那位文化部長,而部長直到他的葬禮時也沒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說中大談詩人對蘇聯的熱愛。也許他希望自己的話會虛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魯賓從死亡中震醒過來。但這個世界太丑陋了,沒有人決意從墳墓中重新站出來。

  一天,托馬斯到火葬場去參加一位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此人曾被大學和科學院趕了出來。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會變成一次示威。哀悼者們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體將于清晨六時半火化。

  進入火葬場,托馬斯不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大廳里亮極了,象是個攝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發現有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不,這不是拍電視,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禮去研究是哪些人參加葬禮。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現在仍然是科學院的成員,足夠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講。他從沒打算過要成為電影明星。

  葬禮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屬致敬。托馬斯發現大廳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個駝背的編輯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這些無所畏懼情同手足的人。他笑著打招呼,開始朝編輯那邊走去。編輯看見他便說:"小心!不要靠近!"

  說來真是一件怪事。托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這句話理解為一句誠懇友好的忠告("看著點,我們正在被拍照;你與我們講話,又會卷入另一次審訊。"),或者把它理解為一句嘲諷("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請愿書上簽名,那就始終如一吧,別同我們攀老交情了。")。無論這話是什么意思,托馬斯聽取了勸告,走開了。他感到那月臺上的漂亮女人不僅僅步入了臥車廂,而且,正當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時,對方卻把手指壓在他嘴上,不讓他說出來。

  那天下午,他還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個大商店的櫥窗,一個小伙子在他右邊站住,靠近櫥窗,開始細細查看牌價。

  "漲價啦。"托馬斯沒停下手中沖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馬斯。他就是托馬斯在醫院時的同事,曾經以為托馬斯寫了自我批評的聲明而加以譏笑的那個人。我曾經把他稱為S。托馬斯很高興見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們對沒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興一樣),但他從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機會使自己鎮定一下),是一種不甚愉快的驚訝。

  "你好嗎?"S問。

  托馬斯還沒應答,就看出S對這樣提問頗覺羞愧。一個干著本行的醫生問一個正洗著櫥窗的醫生近來如何,顯然是可笑的。

  為了消除緊張氣氛,托馬斯盡可能輕松地說出幾個字來:"好,還好!"他馬上感到,無論他說得多么費力(事實上,因為他太費力),他的"好"聽起來象是苦澀的反語。他很快加上一句,"醫院里有什么新鮮事?"

  "沒什么,"S回答,"還是老樣子。"

  他回答得盡可能不失分寸,但也顯得極不合適。兩人都知道這一點,兩人都知道他們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中的一個正在洗窗戶,怎么能說"還是老樣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樣?"托瑪斯問。

  "你是說你沒有見過他羅?"S問。

  "沒有。"托馬斯說。

  這是真的。從他離開醫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沒見過主治醫生。他們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開始把對方視為自己的朋友。所以無論他怎么說,他的"沒有"中有一種悲涼的震顫。托馬斯懷疑S對他提出這個話題頗覺慍怒:象主治醫生一樣,S也從未順路探訪過托馬斯,沒問他工作怎么樣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兩位老同事之間的任何談話都是不可能的,盡管雙方都感到遺憾,特別是托馬斯。他并不因為同事忘記了他而生氣。如果他能對身邊的年輕人說清楚什么的話,他真正想說的是:"沒有什么可羞愧的,我們各走各的路這完全正常。也沒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興見到你!"但他不敢這么說。到眼下為止,他說出來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種心計,這些誠懇的話在他的同事聽來,也同樣是嘲諷。

  "對不起,"S停了很久才說,"我實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會給你打電話的。"

  那陣子,同事們假定他為懦夫而對他嗤之以鼻時,他們都對他微笑;現在,他們不能再鄙視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卻對他敬而遠之。

  還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請他了,不再用香檳酒歡迎他了。這種落魄知識分子的處境不再顯得優越,已變成了一種必須正視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東西。21

  他回到家里躺下來,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時之后卻被胃痛醒。每當他消沉的時候,老毛病就冒了出來。他打開藥箱,罵了一句:箱子里空蕩蕩的,他忘了給它配藥。他試圖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確實相當有效,但再也無法成眠。特麗莎一點半鐘才回家,他覺得自己想跟她閑聊點什么,于是講了葬禮,講了編輯拒絕跟他講話,還有他與S的相遇。

  "布拉格近來變得這么丑惡了。"特麗莎說。

  "我知道。"托馬斯說。

  特麗莎停了一下,溫柔地說:"最好的辦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馬斯說,"但是沒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著睡衣坐在床上,她也過來坐在他旁邊,從側面摟住他的身體。

  "到鄉下去怎么樣?"她說。

  "鄉下?"他感到驚訝。

  "我們可以獨自在那里過日子,你不會碰到那個編輯,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樣的。我們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總是原來的樣子。"

  正在這時,托馬斯又一陣胃痛,感到全身發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過于平靜與安寧。

  "也許你是對的。"他艱難地說,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難。

  "我們會有一所小房子,一個小花園,但要足夠的大,給卡列寧一個象樣的活動場地。"

  "是的。"托馬斯說。

  他努力想象搬下鄉去以后生活將是個什么樣子。他很難每個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這意味著性冒險的終結。

  特麗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問題,在鄉下,你會對我厭煩的。"

  疼痛更加劇烈了,使他說不出話來。他突然覺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種"非如此不可!"--一種奴役著他的職責。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個絕對的假日,從所有職責中解脫,從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脫。他能告假離開醫院的手術臺(一種永久的休息),為什么不能告假離開世界的手術臺?離開女人們那百萬分之一的虛幻的差異?離開那把想象中切開女人們保險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搗蛋了!"特麗莎這才意識到有些不對頭,叫了起來。

  他點了點頭。

  "打針了嗎?"

  他搖了搖頭:"我忘了給藥箱補充藥品。"

  她顧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額,那里有因為痛楚而冒出來的密密汗珠。

  他的頭沒有離開枕頭,朝她轉過來,幾乎是氣喘吁吁:對方眼中燃燒著不堪忍受的悲傷。

  "告訴我,特麗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覺得出來,我知道。"

  "沒有,"她搖搖頭,"沒有什么事。"

  "你否認也沒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說。

  "老事情"意味著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馬斯不愿意收場:"不,特麗莎,這一次有點不同。以前從沒有這樣嚴重。"

  "那好吧,我來告訴你,"她說,"去,洗洗你的頭發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釋的語調是傷感的,沒有敵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幾個月了,你的頭發上有一種強烈的氣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氣味。我本不想告訴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聞著你某個情婦下體的氣味。"

  聽她說完,他的胃又開始痛起來。簡直要命。他總是把自己洗得很徹底!身上,手上,臉上,確認沒有留下絲毫她們的氣味。甚至避免用她們的香皂,每次都執行自己種種苛刻的規程。但他忘記了自己的頭發!居然從未想到過這一點!

  他回憶起那個女人沖著自己的臉叉開雙腿,要他用臉和頭頂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現在恨她。他看出抵賴也沒有用處,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頭發。

  她又摸了摸他的額頭:"呆在床上吧,別費心去洗那東西了,我現在都習慣了。"

  他的胃真是痛殺了他,他渴望平靜與安寧。"我會給我那位病人寫信的,就是我們在礦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個地區嗎?"

  托馬斯極難談下去了,所能說的只是:"樹林子……環繞的山……"

  "沒有關系,這是以后的事。我們要離開這里,但現在別說了……"她還是一直摸著他的額頭。兩人并排躺在那兒,不再言語。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們很快進入夢鄉。

  半夜里他醒來了,驚訝地發現自己在做著一個又一個的春夢。唯一能回想清楚的是最后一個:一個巨大的裸體女人,至少是他體積的五倍,仰浮在一個水池里。從她兩腿分叉處一直到臍眼的小腹部,都蓋著厚厚的毛。他從池子一邊看著她,亢奮以極。

  身體被胃病折騰得虛弱不堪之時,他怎么亢奮得起來?看到一個他清楚地意識到會拒絕自己的女人,怎么會使他亢奮?

  他以為:在人腦機件里,有兩個朝相反方向轉動的齒輪。一個載著想象,另一個載著肉體的反應。載有裸身女人想象的齒輪,帶動著相應的勃起指令齒輪。但有些時候,由于這種或那種原因,齒輪錯位了,亢奮齒輪會與一個載著飛燕想象的齒輪相配合。一只燕子的景象會帶來陰莖的勃起。

  此外,托馬斯的一位同事是研究人類睡眠的專家。他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種夢境中,男人們都有勃起現象,這說明勃起現象與裸體女人之間的聯系,只是造物主塞進入腦機件中一千種運動方式中的一種。

  那么愛情與這有什么關系呢?什么關系也沒有。托馬斯頭腦中的齒輪不協調了,他會因為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這對他與特麗莎的愛絕對沒有影響。

  如果說,性亢奮是我們的造物主為了自己取樂而用的一種裝置,那么愛就是唯獨屬于我們自己的東西,能使我們擺脫造物主。愛情是我們的自由,愛情處于"非如此不可"的規則之外。

  雖然這不完全是真的。即使愛情有別于造物主為自己取樂而設置的機件,愛仍然是從屬于它的。愛從屬于性,象一位秀美的裸體女人服從一座巨鐘的鐘擺。

  托馬斯以為:使愛從屬于性,是造物主最稀奇古怪的主意之一。

  他還認為,把愛情從愚蠢的性愛中拯救出來,辦法之一就是在我們頭腦中設置某種機件,能讓我們看見一只燕子也亢奮。

  他帶著甜甜的思索開始打盹。就在他即將入睡的那一刻,在眾多概念渾渾沌沌的無人區中,他突然確信自已發現了所有的謎底,一切神秘的關鍵,一個新的烏托邦,一座天堂:在那個世界里,男人因看見一只燕子而亢奮,托馬斯對特麗莎的愛情,不會被性愛的愚蠢干犯所侵擾。

  于是,他安睡了。

  幾個半裸的女人盡力纏著他,但是他累了,一心擺脫她們,打開了通向隔壁房間的門。他看見一位年輕女朗,正面對著他側臥在一張沙發上,也是半裸著身子,除了短褲什么也沒穿。她撐著臂肘,面帶微笑看著他,看來知道他會到來。

  他向她走過來,難以形容的狂喜之情注滿身心,想到自己終于找到了她,終于能在這里與她相會。他坐在她身旁,對她說了些什么。她也說了些什么,顯出一種鎮定,一只手緩慢而輕柔地擺動。他一生追求的就是她這種舉動的鎮定,女性的鎮定是他一輩子困惑不解的問題。

  正在這時,夢境又滑回現實。他發現自己回到了那種似睡非睡的無人區。遇見女人的情景在他眼前漸漸消逝,使他驚嚇恐懼。他對自己說,上帝,失去她是何等可恨呵!他竭盡全力想回憶起她是誰,在哪里遇見過她,他們一起經歷道什么。她對他如此熟悉,他怎么可能忘了她呢?他答應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繪她,但剛答應便意識到這無法兌現: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怎么能把這么熟悉的人的名字給忘了呢?這時,他幾乎完全醒了,眼睛是睜開的,他在問自己,我在哪里?是的,在布拉格,但那女人也住在這里嗎?我不是在別的什么地方見到她嗎?她是從瑞士來的嗎?他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他并不認識那個女人,她既不是來自布拉格也不是來自瑞士,她就住在自己的夢里而不是別的地方。

  他如此惶惶不安,直挺挺地在床上坐起來。特麗莎在他身旁深深地呼吸。他想,夢中的女人與他見過的任何女人都不一樣,他認為自已最熟知的女人結果是他不曾相識的女人,但她還是他一直向往著的人。如果他有一個個人的伊甸樂園,他一定將陪伴著她生活其中。這個來自夢境的女人是他愛情中的"非如此不可"。

  他突然回想起柏拉圖《對話錄》中的著名假說:原來的人都是兩性人,自從上帝把人一劈為二,所有的這一半都在世界上漫游著尋找那一半。愛情,就是我們渴求著失去了的那一半自己。

  讓我們假設這樣一種情況,在世界的某一地方,每一個人都有一個曾經是自己身體一部分的伙伴。托馬斯的另一半就是他夢見的年輕女子。問題在于,人找不到自己的那一半。相反,有一個人用一個草籃把特麗莎送給了他。假如后來他又碰到了那位意味著自己的一半的女郎,那又怎么辦呢?他更衷愛哪一位?來自草籃的女子,還是來自柏拉圖假說的女子?

  他試圖想象,自己與那夢中女子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他看見在他們理想房舍敞開的窗前,特麗莎孤零零地一個人走過,停下來朝他打望,眼中流露出無盡的悲哀。他受不了她的那一瞥,又一次感到她的痛楚痛在自己心里,又一次被同情所折磨,深深地沉入特麗莎的靈魂。他從窗子里跳出去,但她苦澀地要他呆在他感覺快樂的地方,做出那些唐突、生硬的動作,使他煩悶不快。他抓住對方那雙緊張的手,壓在自己的雙手之間使它們鎮定。他知道,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拋棄快樂的房舍,眼下以及將來,他將放棄他的天堂和夢中女郎,他將背叛他愛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隨特麗莎離去,伴隨那六個偶然性所生下來的女人。

  他一直坐在床上,看著躺在身旁的這位女人,在睡夢中還抓著他的手。他覺出一種對她無法言表的愛。這一刻她一定睡得不沉,因為她睜開了雙眼,用疑慮的目光打量著他。

  "你在看什么呢?"她問。

  他知道不該弄醒她,應該哄她繼續睡覺。他試圖作出一種回答,往她腦子里種下一種新的夢境。

  "我在看星星。"他說。

  "不要說你在看星星了,你騙我。你在往下看。"

  "那是因為我們在飛機上,星星在我們下面。"

  "哦,飛機上。"特麗莎把他的手攥得更緊了,隨后又昏昏欲睡。托馬斯知道,特麗莎正從飛機的圓形窗戶往外看,飛機正在群星之上高高飛翔。

 
第六章 偉大的進軍

(1)

  直到1980年,我們才從《星期天時報》上讀到了斯大林的兒子、雅可夫的死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德國人俘虜,與一群英國軍官關在一起,并共用一個廁所。英國軍官不滿意斯大林的兒子把廁所并得又臭又亂的惡習,不滿意他們的廁所被大便弄得很臟,盡管這是世界上最有權力者的兒子的大便。他們提醒他注意此事,把他惹火了。他們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注意,讓他把廁所弄干凈。他發怒,吵架,動武,最后訴諸集中營的長官,希望長官主持公道。但那位高傲的德國人拒絕談論大便的問題。斯大林的兒子不能忍受這種恥辱,用最嚇人的俄國臟話破口大罵,飛身撲向環繞著集中營的鐵絲電網。他撲中了,身體被釘在電網上,再也不會把英國人的廁所弄臟了。

  斯大林的兒子有一段艱難歲月。所有的證據表明,他父親殺害了給他生這個孩子的女人。于是,小斯大林既是上帝的兒子(因為他父親被尊崇得如同上帝),又是上帝的棄兒。人們從兩重意義上都怕他:他加害于人,可以是因為震怒(畢竟,他是斯大林的兒子),也可以是出于喜愛(父親會懲罰棄兒的朋友從而達到懲罰他的目的),

  遺棄和特權,幸福與痛苦--沒有誰比雅可夫感受得更具體,這對立的兩面是如何交替,從人類存在的一極到另外一極,其間距離是如何短促。

  戰爭一開始,他成了德國人的階下囚,另一些囚徒屬于冷漠傲岸和不可理解的民族,總是出自內心地排斥他,指責他的骯臟。他,作為肩負著最高級戲劇性的人,能忍受這種不是為了崇高的東西(上帝與天使范圍內的東西),而是為了大便的評判么?難道最高級與最低級的戲劇是如此令人暈眩地逼近么?

  令人暈眩之近?太近會引起暈眩?

  會的。當北極近到可以觸到南極,地球便消失了,人會發現自己墜入真空,頭會旋轉,導致他倒下。

  如果遭受遺棄與享有特權是一回事,毫無二致,如果崇高與低賤之間沒有區別,如果上帝的兒子能忍受事關大便的評判,那么人類存在便失去了其空間度向,成為了不可承受的輕。當斯大林的兒子朝電網跑去,將自己的身體投向電網時,這架電網在失去度向的世界里被無邊無際的輕所承托,象天平的秤盤,遺憾可悲地升向空中。

  斯大林的兒子為大便獻出了生命。但是為大便而死并非無謂犧牲。那些為了向東方擴充領土而獻身的德國人,那些為了向西方擴展權勢而喪命的俄國人--是的,他們為某種愚昧的東西而死,死得既無意義,也不正當。在這次戰爭總的愚蠢中,斯大林兒子的死是唯一杰出的形而上之死。


  我小的時候,曾翻閱過專給孩子們看的那種《舊約全書》,書上有多雷的木刻插畫。我看見上帝站在云上,是個有鼻子有眼還有長胡須的老人。我總是想,如果他有嘴,就得吃東西,如果他吃東西,就得有腸子。這種想法總使我害怕。盡管我出生于一個不太信宗教的家庭,我感到有關神的腸子的想法是在褒瀆神明。

  我,一個沒有受過任何神學訓導的孩子,很自然,會抓住上帝與大便不能共存這個事實,來懷疑基督教人類學中的基本論點。就是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嗎?二者必居其一: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就有腸子!--或者說上帝沒有腸子,人就不象他。

  古老的諾斯替教與我五歲時的想法是一致的。早在二世紀,偉大的諾斯替教派大師瓦倫廷解決了這個該死的兩難推理,聲稱:"基督能吃能喝,但不排糞。"

  與其說糞便是邪惡的,倒不如它是-個麻煩的神學問題。自從上帝給人以自由,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接受這種觀念:他無須對人的罪過負責,然而作為人的創造者,他對人的糞便應負完全的責任。

  到第四世紀,圣哲羅姆完全否定了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里做愛的說法。另一方面,九世紀偉大的神學家埃里金納則接受這一觀點,并且還相信,亞當的男性器官只要主人愿意,就可以象臂或腿一樣舉起。我們不能將這一設想,當作男人害怕陽萎的尋常舊夢而隨意打發。埃里金納的觀點有不同的意義。如果認為靠簡單命令的方式就可以使陰莖勃舉,陰莖的勃舉不是由于我們亢奮,而是我們的命令使然,那么世界上就沒有性亢奮的位置。這位偉大的神學家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并非性交及其隨之而來的愉悅,他發現與天堂不能共存的是性亢奮。記住:天堂里有愉悅,但沒有亢奮。

  埃里金納的論點抓住了有關糞便助神學辯解要害。只要人獲準留在天堂,他或者(象瓦倫廷的耶穌)根本不排糞,或者(看來更有可能)不把糞便看成令人反感的東西。直到上帝把人逐出天堂,他才使人對糞便感到厭惡。人才開始遮羞,才開始揭開面罩,被一道強光照花雙眼。于是,緊接著厭惡感的取得,人的生活中又引進了性亢奮。如果沒有糞便(從這個詞的原義和比喻意義來看),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性愛,以及伴隨而來的心跳加快、兩眼昏花。

  在我小說的第三章里,我講到了薩賓娜半裸著身子,頭上戴著圓頂禮帽,同穿戴整齊的托馬斯站在一起。當時我有些事沒來得及提到。她從鏡子里看到自己時,因為她的自我褻瀆而亢奮。她忽發奇想,似乎看到托馬斯戴著圓頂禮帽,正使自己坐在抽水馬桶上并看著自己排糞。她的心突然劇跳起來,幾近昏暈的邊緣。她把托馬斯拖倒在地毯上,立刻發出了性高潮的叫喊。

  有些人相信世界是上帝創造的,有些人認為世界乃自然生成,這兩種人之間的爭論涉及到一些超越我們理智和經驗的現象。更為現實的倒是這條界線,區分著兩類人,后者懷疑人的生命是受賜的(不論如何賜予,以及由誰來賜予),前者卻毫無保留地接受賜予觀點。

  在歐洲所有宗教和政治的信仰后面,我們都可以找到《創世紀》第一章,它告訴我們,世界的創造是合理的,人類的存在是美好的,我們因此才得以繁衍。讓我們把這種基本信念稱為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

  直到最近,"大糞(Shit)"這個詞才以"s……"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品中,這個事實與道德上的考慮毫無關系。你畢竟不能說大糞是不道德的!對大糞的反對是形而上的。每天排出大糞的程序,就是創世說不可接受的每天的證據。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大糞是可以接受的(在這種情況下,不要把你鎖在衛生間里!),或者,我們就是被一種不可接受的方式所造就。

  那么,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美學理想,必然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大糞被否定,每個人都做出這事根本不存在的樣子。這種美學理想可稱為"媚俗作態"。

  "kiscll"是個德國詞,產生于傷感的十九世紀的中期,后來進入了所有的西方語言。經過人們的反復運用,它形而上的初始含義便漸漸淹沒了:不論是從大糞的原義還是從比喻意義上來說,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媚俗就是制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范圍,并排拒來自它這個范圍內的一切。

  薩賓娜對國家當局最初的內心反感,與其說是具有道德性,還不如說帶有美學性。她倒不怎么反感當局管轄下的丑陋(把荒廢的城堡變成牛欄),卻厭惡當局企圖戴上美的假面具--換句話來說,就是當局的媚俗作態。當局媚俗作態的樣板就是稱為"五一節"的慶典。

  她看見過這種慶典游行,是在人們依然有熱情或依然盡力裝出熱情的年代。女人們穿上紅色、白色以及藍色的衣裙,游行者隊伍齊步行進時,陽臺上或窗子前觀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種五角星、紅心、印刷字體。銅管小樂隊伴隨著一個個游行群體,使大家的步伐一致。當某個群體接近檢閱臺時,即使是最厭世的面孔上也要現出令入迷惑不解的微笑,似乎極力證明他們極其歡欣,更準確地說,是他們完全認同。不僅僅是認同當局的政治,不,更是對生命存在的認同。從無條件認同生命存在的深井里,這種慶典汲取了靈感。沒有寫出來、沒有唱出來的游行口號不是"共產主義萬歲!"而是"生活萬歲!"這種白癡式的同義反復("生活萬歲!"),使那些漠然處之的人對當局的論點和游行也發生了興趣。對這一口號的盜用,表現了當局的威力和靈巧。

  十年后(這時她住在美國),薩賓娜朋友之一,一位美國參議員,用他的大轎車帶她出去兜風。他的四個孩子在車后座跳上蹦下。參議員把車停在一個帶有人造滑冰場的體育館前面,四個孩子從車上跳出來,開始在四周寬闊的草坪上跑起來。參議員坐在方向盤后,美美地看著那四個活蹦亂跳的小身影,對薩賓娜說:"看看他們吧,"他用手臂劃了個圓圈,把運動場、草地以及孩子都劃在圈里,"瞧,這就是我所說的幸福。"

  他的話里面,不僅有看著孩子奔跑和綠草生長的歡欣,還有對一個來自共產黨國家的難民的深深理解。參議員深信,在那個國家里是不會有綠草生長和孩子奔跑的。

  一瞬間,薩賓娜的腦子中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臺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臺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笑容的游行公民發出的笑。

  參議員怎么知道孩子就意昧著幸福?他能看透他們的靈魂?如果此刻他們都不見了,其中三個向第四個撲過去并狠狠揍他,那又意味著什么?

  參議員只有一條理由對他有利:他的感情。心靈和大腦經常意見不合抵觸齟齬。而在媚俗作態的王國里,心靈的專政是最高的統治。

  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某些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忘恩負義的女兒,被冷落了的父親,草地上奔跑的孩子,被出賣的祖國,第一次戀情。

  媚俗引起兩種前后緊密相連的淚流。第一種眼淚說:看見孩子們在草地上奔跑著,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第二種眼淚使媚俗更媚俗。

  地球上人的博愛將只可能以媚俗作態為基礎。

  沒有比政客更懂得這一點了。無論何時,一個照相機即將開拍,他們會立即奔向最近前的孩子,把他舉到空中,親吻他的臉蛋。媚俗是所有政客的美學理想,也是所有政容黨派和政治活動的美學理想。

  各種政治傾向并存的社會里,競爭中的各種影響互相抵銷或限制,我們居于其中,還能設法或多或少地逃避這種媚俗作態的統治: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個性,藝術家可以創造不見的作品。但是,無論何時一旦某個政治運動壟斷了權力,我們便發觀自己置身于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

  我說到極權統治,我的意思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在博愛者微笑的眼里,任何偏離集體的東西均遭藐視);每一種懷疑(任何以懷疑局部始的人,都將以懷疑生活自身而終);所有的嘲諷(在媚俗的王國里,一切都必須嚴肅對待),以及拋棄了家庭的女人,或者愛男性勝過愛女性的男人。于是,"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神圣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根據這一點,我們可以把古拉格當作媚俗作態極極統治用來處理垃圾的化糞池。

  緊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十年,是最可怕的斯大林恐怖時期。當時特麗莎的父親由于鬼混而被捕,十歲的特麗莎被逐出家門。這也是二十歲的薩賓娜在美術學院學習的時候。在那里,她的馬列教授向她解釋社會主義藝術的理論:社會主義社會如此飛躍進展,其基本矛盾不再是好與壞的矛盾,而是好與更好的矛盾。所以大糞(那是無論如何也根本不能接受的了)只能存在"在那一邊(比如說,在美國)",象一些異己的東西(比如說特務),只有從那里,從外部,才能打入這個"好與更好"的世界。

  事實上,在那最嚴酷的時代,蘇聯電影在所有"好與更好"的國家泛濫。電影中充滿了不可信的純潔和高雅。兩個蘇聯人之間可以出現的最大沖突,無非是情人的誤會:他以為她不再愛他;她以為他不再愛她。但在最后一幕,兩人都投入對方的懷抱,幸福的熱淚在臉上流淌。

  對這些電影流行的老一套解釋就是:電影表現了共產主義的理想,現實當然比理想要差一些。

  薩賓娜總是反感這些解釋。只要一想到蘇式媚俗的世界行將成為現實,就感到背上一陣發麻。她毫不猶豫地愿意選擇當局統治下那種受迫害和受宰割的現實生活,這種現實生活還是能過下去的。如果在那種理想式的現實世界里,那些白癡們咧嘴傻笑的世界里,她將無話可說,一個星期之內就會被嚇死。

  蘇式媚俗給薩賓娜的感覺,非常象特麗莎夢中所經歷的恐怖一樣震動了我。特麗莎與一群裸體女人繞著游泳池行進,被迫高興地唱歌。下面的水面上漂浮著一具具尸體。特麗莎不能對任何女人提一個問題,說一個字,唯一能夠做出的反應,就是接唱下一段流行歌。她甚至不能對她們任何人偷偷眨眼,她們會立即向那個游泳池上籃子里的男人指出她來,他將把她槍斃。特麗莎的夢揭示了媚俗的真實作用:媚俗是一道為掩蓋死亡而關起來的屏幕。

  在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里,所有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有效。因此,媚俗極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象一把刀,會劃破舞臺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后面的東西。事實上,這就是薩賓娜向特麗莎解釋的自己畫作的準確意義:表面上是明白無誤的謊言,底下卻透出神秘莫測的真理。

  但是,反對我們稱為媚俗作態極權統治的這種東西的人們,感到質問和懷疑無補于事,他們也需要確定而簡單的真理,讓大眾理解,激發群體的眼淚。

  德國一個政治組織曾為薩賓娜舉辦過一次畫展。她打開目錄,第一張圖就是自己的照片,上面添畫了一些鐵絲網。她在照片旁邊,還發現了一份讀上去象某位圣女或某位烈士的小傳;她遭受過極大的痛苦,為反對非義而斗爭,被迫放棄了正在流血的家園,卻繼續在斗爭著。"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斗爭",文章以這句話而告結束。

  她抗議,但他們不能理解她。

  你是說共產主義不迫害現代藝術嗎?

  "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她憤怒地回答。

  那以后,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后,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離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

  她站在畫架前,上面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身后椅子上的老人,仔細觀察著她的每一筆觸。

  "該回家了。"他終于看了看表。

  她放下調色板,去衛生間洗手。老人也使自己從椅子里站起來,去拿斜靠在泉邊的拐杖。畫室的門通向外邊的草地。天已漸漸落黑了,五十英尺開外,是一棟白色的隔板房,一樓的窗口亮著燈光。薩賓娜被這兩個光輝投照著暮色的窗口感動了。

  她一生都宣稱媚俗是死敵,但實際上她難道就不曾有過媚俗嗎?她的媚俗是關于家庭的幻象,一切都那么安寧,那么靜談,那么和諧,由一位可愛的攝親和一位聰慧的父親掌管。這種幻覺是雙親死后她腦子里形成的。她的生活越是不似那甜美的夢,她就越是對這夢境的魔力表現出敏感。當她看到傷感影片中忘思負義的女兒終于擁抱無人關心的蒼蒼老父,每當她看到幸福家庭的窗口向迷蒙暮色投照出光輝,她就不止一次地流出淚水。

  她是在紐約遇見這位老人的。他富裕而且愛畫,身邊只有上了年紀的老伴,住在一棟鄉間房舍里。正對著那房舍,他的土地上有一間舊馬廄。他為薩賓娜把馬廄改建成畫室,而且每天都目隨薩賓娜的畫筆運行,直到黃昏。

  現在他們三人一起吃晚飯。老太太把薩賓娜喚作"我的女兒",但一切跡象都會使人導出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薩賓娜倒是母親,而她的這兩個孩子喜歡她,崇拜她,愿意做她所要求的一切。

  她這個也即將進入老年的人,象一個小女孩那樣找回了曾被奪走的父母嗎?她終于找回了她自己從未有過的孩子嗎?

  她清楚地意識到,這只是一個幻覺。她與這老兩口過的日子只是一個短暫的間歇。老頭病得很重,一旦撇下老伴去了,老太太將去加拿大跟兒子一塊兒過。那么,薩賓娜的背叛之途又將在別的什么地方繼續。一曲關于兩個閃光窗口及其窗后幸福家庭生活的歌,憨傻而脆弱,不時從她生命的深處飄出,匯入那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

  她被這首歌打動,但并不對這種感情過于認真。她太知道了,這首歌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媚俗一旦被識破為謊言,它就進入了非媚俗的環境牽制之中,就將失去它獨裁的威權,變得如同人類其它弱點一樣動人。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逃避媚俗。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

  媚俗起源于無條件地認同生命存在。

  但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么?上帝?人類?斗爭?愛情?男人?女人?

  由于意見不一,也有各種不同的媚俗:天主教的,新教的,猶太教的,共產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民主主義的,女權主義的,歐洲的,美國的,民族的,國際的。

  法國大革命以來,歐洲被認為一半是左派的,另一半是右派的。根據各自聲稱的理論原則給這一派或那一派下定義都完全不可能。這不足為奇:政治運動并不怎么依賴于理性態度,倒更依賴于奇想、印象、言詞以及模式,依賴于它們總合而成的這種或那種政治媚俗。

  弗蘭茨如此陶醉于偉大的進軍,這種幻想就是把各個時代內各種傾向的激進派糾合在一起的政治媚俗。偉大的進軍是通向博愛、平等、正義、幸福的光輝進軍,盡管障礙重重,仍然一往無前。進軍既然是偉大的進軍,障礙當然在所難免。

  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民主主義專政?是反對消費社會還是要求擴大生產?是斷頭臺還是廢除死刑?這一切都離題甚遠。把一個左派造就為左派的,不是這樣或那樣的理論,而是一種能力,能把任何理論都揉合到稱之為偉大進軍的媚俗中去。

  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象薩賓娜生活中那關于兩個閃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黨的票?恐怕他什么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里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并不意昧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種夢。

  一天,有些朋友從巴黎給他打電話,他們計劃向柬埔寨進軍,邀請他參加。

  柬埔寨近來一直遍布美國炸彈,一場內戰,使這個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后,它被相鄰的越南所占領。而越南純粹是蘇聯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饑荒的折磨,缺醫少藥的人們正在死去。一個國際醫療機構再三要求允許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門外。現在的辦法是,讓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識分子開到柬埔寨邊境,用這種世界人民眾目睽睽之下的壯觀表演,迫使占領軍允許醫生入境。

  給弗蘭茨打電話的人,曾在巴黎街頭與他一同進軍。一開始,弗蘭茨被這個邀請弄得歡喜若狂,隨后,眼光落在房子那邊扶手椅里的學生情婦身上。對方仰視著他,眼鏡的大圓鏡片把她的眼睛擴大了。弗蘭茨感到這雙眼睛在乞求自己別去。他歉疚地謝絕了邀請。

  剛接上電話,他馬上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后悔。真是,他關照了現實中的情婦,卻忽略了精神上的愛情。柬埔寨不是與薩賓娜的國家一樣嗎?一個被鄰國軍隊占領了的國家,一個已感受到俄國巨掌重壓的國家!剎那闖,他覺得那位幾乎忘記了的朋友,是在根據薩賓娜的秘密吩咐與他聯絡的。

  上天之靈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如果他參加這次進軍,薩賓娜會從上面驚喜地看著他,會明白他還保持了對她的忠誠。

  "要是我參加進軍,你會非常不安嗎?"他問戴眼鏡的始娘。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離開都看成損失,但事事都依他。

  幾天后,他與二十名醫生,以及大約五十位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員以及市長),還有四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噴氣式飛機,從巴黎起飛了。


第六章 偉大的進軍

(2)

  飛機在曼谷著陸。四百七十名醫生、知識分子以及記者擠進了一家國際飯店的大舞廳。那兒聚集著更多的醫生、演員、歌唱家、語言學專家,還有數百名帶有筆記本、錄音機、照相機以及攝像機的記者。樂臺上約摸二十個美國人坐在一條長桌邊上,正在主持各項事宜。

  和弗蘭茨一起進舞廳的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感到受了輕視和侮辱。向柬埔寨進軍是他們的主意,可這里的這些美國人,象平常一樣恬不知恥,不但接管了領導權,而且是用英語接管的,殊不知丹麥人和法國人聽不懂他們的話。丹麥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曾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國佬便是唯一能進行抗議的歐洲人了。他們的原則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絕用英語抗議,而用母語法文向臺上的美國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國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報以友好和贊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國人別無它法,只得用英語講出他們的反對意見:"有法國人參加,這個會為什么用英語?"

  美國人對如此奇特的反對很覺驚奇,但仍然微笑,默認這個會議是該用兩種語言進行的。于是,在會議重新召開之前,得找一個合適的譯員。隨后,每個句子都用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重復,使討論花了兩倍的時間,甚至還不止兩倍,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懂一些英語,他們不時打斷譯員的話來給他糾錯,對每一個字都爭議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站起來發言,使會議達到了高潮。就因為她,更多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涌進了大廳,用照相機的咔嚓聲伴隨她發出的每一個音節。女演員談到了受難的兒童,共產黨專政的殘暴,人權的保障,當前對文明社會傳統價值的威脅,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還談到卡特總統,說他對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她結束發言時,已是熱淚盈眶。

  一位長著小紅胡子的法國年輕醫生,跳出來吼道:"我們到這兒來是救死扶傷,不是來向卡特總統致敬!別把這兒變成美國宣傳的馬戲場啦!我們不是來反共!我們是來這兒救命!"

  他馬上得到另外幾個法國人的響應。譯員害怕了,不敢把他們的話翻譯出來。于是樂臺上的二十個美國人滿臉笑容,好意地看著他們,一再點頭表示贊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頭舉向空中,他知道歐洲人在眾人同樂時,是喜歡揮舉拳頭的。

  第二天早晨,他們乘公共汽車橫越泰國去柬埔寨邊境,晚上在一個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幾間吊腳樓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們住在樓上,把他們的豬關在樓下。弗蘭茨和另外四個教授佐一間房子,遠遠傳來豬的呼唱,近處卻有著名數學家的鼾聲。

  早上,他們又爬回汽車。在離邊境約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車輛都禁止行駛,過邊境只能通過一條重兵把守的狹窄要道。車停了,法國小分隊從車上涌下來,再一次發現美國人又占了他們的上風,組成了游行的先頭部隊。關鍵時刻到了。譯員又給叫了來,接著是長久的爭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隊伍由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譯員領先,接下來是醫生,再后面是余下來的人群。那位美國女演員壓陣。

  道路狹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區,加上有路障--環繞著鐵絲網的兩個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單行穿過。

  弗蘭茨前面約十五英尺處,是一位著名的德國詩人兼流行歌手,已為和平寫了九百三十首反戰歌曲。他帶來一根長桿子,挑一面白旗,襯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長長的游行隊伍此起彼伏,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搶拍鏡頭,嘩嘩地擺弄著他們的設備,飛快地沖到隊伍前面,停一停,又緩緩向后退著,不時單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遠的地方。他們不時喚著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覺地轉向他們的方向,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按下快門。

  什么聲音傳來了。人們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國女演員,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黯然失色的壓陣者地位,決定發起進攻。她全速向隊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參加五千米長跑比賽的運動員,開始為了節省體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現在突然奮力向前,開始把對手一個接一個地甩下。

  男人們為難地笑笑,讓了步,不想挫傷這位著名長跑運動員取勝的決心,但女人們發出叫喊:"回到隊伍里去!這不是明星的隊伍!"

  大無畏的女演員仍然一往無前,五名攝影記者和兩名攝像師尾隨其后。

  突然,一位法國語言學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極難聽的英語)說:"這是一支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驚險表演!"女演員的手被語言學教授的手緊緊鎖住,無法掙脫。"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游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里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職責!""放屁!"語言學教授(用地道的法語)說。

  美國女演員聽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請別動!"一位攝像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著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語言學教授終于放開了美國女演員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國流行歌手,叫了聲女演員的名字。

  美國女演員從未聽說過他,但她剛經過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過去。歌唱家換上左手擎旗桿,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們立即被新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所包圍。一位著名的美國攝影記者為了把他們的臉和旗子一起塞進鏡頭,頗費了些周折。旗桿太長,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幾步,競踏響了一個地雷。轟然一聲爆炸,他的身體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飛舞,一片血雨洗浴著歐洲的知識分子們。

  歌手和演員都嚇壞了,動也不敢動,舉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濺滿的鮮血使他們每一個驚恐萬分。他們又提心吊膽地向上看了幾眼,才開始隱隱地微笑。他們心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自豪,一種他們從未領略過的自豪:已經有人為他們的旗子奉獻了鮮血。他們再一次加入了進軍的行列。

  國界線就是一條小河。沿河有長長一道約六英尺高的墻,使河看不見了。墻邊堆滿了保護泰國狙擊手的沙包。墻垣只有一個缺口,一座橋從那里橫跨小河。越南軍隊就駐守在橋的那一邊,但他們的位置也完全偽裝起來了,也看不見。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這座橋,看不見的越南人就會開火。

  游行者們走近大墻,踮起腳張望。弗蘭茨從兩個沙包的夾縫中向外看,想看個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個攝影記者推開了,那人覺得自己更有權利得到這個位置。

  弗蘭茨看看后面,七位攝影師棲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頂架上,眼盯著對岸,象一群巨形的烏鴉。

  這時,走在隊伍前面的譯員把一個大喇叭筒舉到了嘴邊,用高棉語向對岸喊起話來:這些人都是醫生,他們要求獲得允許進入柬埔寨國境,提供醫務援助;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純粹是出于對人類生命的關心。

  來自對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絕對的沉寂使每個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機在繼續咔咔響,聽起來象一只異國的蟲子在唱歌。

  弗蘭茨有種突如其來的感覺:偉大的進軍就要完了。歐洲被寂靜的邊界包圍著,發生偉大進軍的空間,現在不過是這顆星球中部的一個小小舞臺。曾經急切擠向這個舞臺的觀眾早就離去了,偉大的進軍在孤寂中進行,沒有了觀眾。是的,弗蘭茨自言自語,盡管世界是冷漠的,但偉大的進軍還在繼續,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轟轟烈烈:昨天反對美國占領越南,今天反對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擁護以色列,今天擁護巴勒斯坦;昨天擁護古巴,明天反對古巴--而且總是反對美國;時而反對大屠殺,時而又支持另一場大屠殺;歐洲在前進,且趕上了眾多的熱鬧,一個也沒拉下。它的步子越來越快,到最后,偉大的進軍成了催促人們迅跑的疾駛飛奔,舞臺正在越來越縮小,某一天終將變成一個沒有空間度向的圓點。

  譯員又一次用喇叭簡喊話,回答仍然是無邊無際無止無盡的冷寂。

  弗蘭茨環顧四周,河對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臉上,連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國女演員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憑借內心的閃光,弗蘭茨看到了他們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離開他們,也沒有嘲諷的興致,內心中升起一種感情,象我們對被判罪者的無限憐愛。是的,偉大的進軍即將完結,可那是弗蘭茨背叛它的理由嗎?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盡頭嗎?在這些陪伴著勇敢的醫生走向邊境的一群當中,他要嘲笑誰的表現癖呢?他們這些人除了表演還能做什么呢?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弗蘭茨是對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為赦免政治犯組織請愿的布拉格編輯來。他完全知道他的請愿對那些囚犯毫無幫助,他真正的目標不是解放囚犯,而是為了表現那些無所畏懼者的存在。那樣做,也是演戲。但是他沒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戲與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是在演戲與完全無行動之間進行選擇。在有些情勢之中,人們給判決了只能演戲。他們與啞默力量的斗爭(河那邊的啞默力量,墻里化為啞默竊聽器的警察),是一個劇團對軍隊的進攻。

  弗蘭茨看著他那位從巴黎大學來的朋友舉起了拳頭,威脅著對岸的靜寂。

  譯員用喇叭筒進行第三次喊話。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蘭茨的沮喪突然變成了憤怒。他就在這里,站在泰柬邊境界橋僅僅幾步遠的地方,心中騰起一種要沖上橋去的不可阻擋的欲念。他想仰天痛罵,然后在震天動地的機槍掃射聲中死去。

  弗蘭茨這種突然的欲念使我們想起了一些東西,是的,使我們想起了斯大林的兒子。當他不忍再看到人類生存的兩極互相靠近得瞬間可及的程度,當他發現崇高與卑賤、天使與蒼蠅、上帝與大糞之間再無任何區別,便一頭闖到鐵絲電網上觸電身亡了。

  弗蘭茨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偉大進軍的光榮居然會與進軍者的喜劇性虛榮打等號。他不能承認歐洲歷史高貴的喧囂會消失在無際的沉寂里,不承認歷史與沉寂之間不再有任何區別。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證明偉大的進軍比大糞要重一些。

  但是,人們在這里證明不出任何東西。天平的一個盤子里放著大糞,另一個盤子里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個身軀,天平還是一動不動。

  弗蘭茨沒有讓自己挨槍子,只是垂著頭,與其他人一道,成單行,走向汽車。

  我們都需要有人看著我們。根據我們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們分成四種類型。

  第一類人期望著無數雙隱名的眼光,換句話說,是期待著公眾的目光。德國歌手、美國女演員,甚至那位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緝,就是這種類型。他習慣了他的讀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報紙,沒有什么能取代那些隱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氣頓時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將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識到有人不斷跟蹤他,竊聽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給他拍照,于是,隱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開始對著墻里的麥克風作戲劇性的演說,在警察那里找到了失卻多時的公眾。

  那些極其需要被許多熟悉眼睛看著的人,組成了第二類。他們是雞尾酒會與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們比第一類人快活。第一類人失去公眾時就覺得熄滅了生命之光,而這種情況對幾乎他們所有人來說是遲早要發生的。然而在第二類人這一方面,他們能夠總是與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勞迪及其女兒就屬于這一類。

  再就是第三類人,他們需要經常面對他們所愛的人的眼睛。他們和第一類人同樣都置身于危險處境,某一天,他們愛著的人兒閉上雙眼,他們的空間將進入黑暗。特麗莎和托馬斯就屬于第三類。

  最后是第四類,這一類人最少。他們是夢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雙遠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說弗蘭茨吧,他去柬埔寨邊境只是為了薩賓娜,當汽車沿著泰國公路顛簸行進時,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著自己。

  托馬斯的兒子也屬于這同一類型。讓我們稱他為西蒙吧(他將會很高興有一個圣經里的名字,象他父親一樣)。他期望的是托馬斯的眼光。但卷入請愿運動的結果,是被大學趕了出來。總是陪他出門的姑娘,是一位鄉村牧師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體農莊的拖拉機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親。他知道托馬斯也住在農村時,激動不己:命運使他們的生活對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氣給托馬斯寫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對方回信,只是希望托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

  弗蘭茨與西蒙是這部小說的夢想家。與弗蘭茨不同,西蒙從不喜歡他的母親,從孩提時代起,他就在尋找父親。他愿意相信父親是某種非義的犧牲品,并以此解釋父親后來施加與他的不義。他從不生父親的氣,從不愿意與那位不斷中傷父親的母親有什么聯合行動。

  他在母親身邊一直住到十八歲,完成了中專學業,隨后去布拉格續大學。那時的托馬斯是個擦洗工。西蒙常常一等幾個小時,想撞見托馬斯,但托馬斯從未停下步來跟他說說話。

  他與那位大下巴編輯混在一起,唯一原因就是編輯的命運使他想起了父親。那編輯從未聽說過托馬斯,關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早已給忘了。是西蒙向他談到這篇文章,求他去勸說托馬斯在請愿書上簽名。編輯同意了,因為他希望為這個他喜歡的孩子做點好事。

  無論什么時候,西蒙回想起他與父親見面的那一天,就為自己當時的怯場而羞愧。父親不可能喜歡他,在他這一方面,他喜歡父親。他記得他們的每一句話,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看出這些話是何等正確。他印象最為深刻的一句是:"懲罰自己不知道做了些什么的人是殘暴的。"當女朋友的叔叔把一本圣經交到他手,耶穌的一句話特別震動了他:"原諒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了什么。"他知道父親是無宗教信仰者,但從這兩段相似的話中,他看到了一種暗示:父親同意他選定的道路。

  大約在他下農村的第三年,他收到了一封托馬斯的信,邀請他去看看。他們的聚會是友好的,西蒙感到輕松,一點也不結巴。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們互相并不十分了解。約四個月之后,他收到一份電報,說托馬斯與妻子喪生在一輛貨車之下。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他聽說父親以前的一位情婦住在法國,并找到了她的地址。他極其需要想象中的眼睛追隨著自己的生命,于是間或給她寫一些長長的信。

  薩賓娜不斷接到那位悲哀的鄉下通信者的來信,直到她生命的終結。很多信一直沒有讀過,她對故土的興趣已越來越少。

  那老頭死了,薩賓娜遷往西方更遠的地方,遷往加利弗尼亞,更遠離了自己出生的故國。

  她賣畫沒有什么難處。她愛美國,但只從表面上愛,表層下面的一切對她都是異己的。腳下的泥土里沒有爺爺和叔叔,她害怕自己被關進墳墓,沉入美國的土地。

  于是,有一天地寫了一份遺囑,請求把她的尸體火化,骨灰撒入空中。特麗莎與托馬斯的死顯示著重,她想用自己的死來表明輕,她將比大氣還輕。正如巴門尼德曾經指出的,消極會變成積極。

  汽車在曼谷旅館前停下來。人們再也不想主持會議了。他們成群給伙任意去觀光,有些出發去寺廟,另一些去妓院。弗蘭茨在巴黎大學的朋友建議他們一起過夜,但他更愿意一人獨處。

  他走到街上時,天差不多都黑了。他老想著薩賓娜,感到她在看著自己。每當他感到她久久的凝視,便開始懷疑自己:他從來就不知道薩賓娜想些什么。現在,這種懷疑也使他不舒服。她會嘲弄他么?她把他對她的崇拜視為愚蠢嗎?她是想告訴他,現在他該長大了,該把全部身心交給薩賓娜賜給他的情婦嗎?

  想象那張戴著大圓眼鏡的臉龐,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與學生情婦在一起是何等幸福。這一刻,柬埔寨之行對他來說似乎變得既無意義又可笑。他為什么要來呢?直到現在他才知道,他終于一次亦即永遠地發現了,他真實的生活,唯一真實的生活,既不是游行也不是薩賓娜,還是這位戴眼鏡的姑娘。他終于發現,現實要多于夢境,大大地多于夢境。

  突然,一個身影從昏昏夜色中閃出來,用他聽不懂的語言講了些什么。他朝攔路者看了一眼,大吃一驚卻充滿同情。那人欠身鞠躬,嘿嘿微笑,用急促的語氣咕咕噥噥。他想要說什么?他象是邀請弗蘭茨去一個什么地方,拉著他的手,把他引走了,弗蘭茨肯定那人需要自己的幫助,也許在他這次來的整個旅途中,他就有某種意識,難道他不是被叫來幫助什么人的嗎?

  突然,那人旁邊又出現了兩位,其中一個用英語向他要錢。

  此刻,戴眼鏡的姑娘從他腦海中消逝了。薩賓娜盯著他,那個肩負偉大命運的非現實的薩賓娜,那個使弗蘭茨感到如此渺小的薩賓娜。她氣憤而不滿,震怒的目光射進了他的身體:他曾經看過這種目光嗎?其他人曾經辱罵過他這種愚蠢的好心腸嗎?

  他把手臂從那人手中掙開,又被那人揪佐了袖子。他記得薩賓娜總是羨慕他的體力。他接過了另一個人揮來的一拳,緊緊掐住,以一個極漂亮的現代柔道翻身動作把對方從他肩上扔過去了。

  現在,他對自己很滿意。薩賓娜的眼睛仍然看著他,她再也不會看到他羞辱自己了!她再也看不到他的退卻了!弗蘭茨已經拋棄了柔弱和傷感!

  他感到自己對這些人有一種興高采烈的仇很。他們還想好好嘲笑他以及他的純真么!他站在那里微微隆起肩膀,眼睛飛快地前后掃視,對付著兩個還沒倒下的歹徒。突然,他感到自己的頭挨了重重的一擊,立刻栽倒下去。模模糊糊地感到被人扛到某個地方,隨后他就被拋入空中,感到自己在沉落。又是狠狠的一擊,他失去了知覺。

  他在日內瓦的醫院里醒過來,克勞迪靠在他的床頭。他想告訴她,她沒有權利來這里。他要他們把那戴眼鏡的姑娘送來,他腦子里只想著她。他想大聲喊出,除她之外他不能忍受任何人呆在他身邊。但他可怕地發現自己已不能說話。他帶著無限的仇恨仰望著克勞迪,想避開她轉過身去。但他無法移動身子。頭呢?也許行?不,他連頭也動彈不得。他合上雙眼不看她。

  死了的弗蘭茨終于屬于他妻子了。他屬于她就象以前從沒屬于過她一樣。克勞迪料理了一切:她負責葬禮,送發通知,買花圈,還做了身黑喪服--事實上是結婚禮服。是呵,丈夫的葬禮是妻子真正的婚禮!這是她一生的作品的高潮!是她所有痛苦的報償!

  牧師非常理解這一切,他在葬禮禱詞中談到,這是一種真正的婚姻之愛,這種愛經歷了多次考驗,將為死者留下一塊平靜的天國,死者在瞑目之時就返歸這個天國去了。那位弗蘭茨的同事,應克勞迪之邀來此作墓前祈禱演說,也首先向死者這位勇敢的妻子致敬。

  戴眼鏡的姑娘由另一位朋友攙扶,站在后面的一個地方。由于吞服了大量的藥片,加上強忍哭泣,使她在葬禮結束之前就痙攣起來。她按住腹部,搖搖晃晃向前傾倒,朋友只好扶著她離開了墓地。

  他一接到集體農莊主席打來的電報,就跨上摩托車,及時趕到那里并安排了葬禮。他選定了一句獻辭,將要刻到墓碑上的父親名字之下: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他完全知道,父親說話不會用這些詞語,但他斷定這句話表達了父親的真實思想。上帝的天國即正義。托馬斯期望一個由正義統治的世界。難道西蒙沒有權利用自己的語言來描繪父親的生命嗎?他當然有:自渾沌遠古以來,子孫后代不是都有這種權利嗎?

  漫漫迷途終有回歸,這是刻在弗蘭茨墓前石碑上的獻辭。它能用宗教語言來解釋:我們凡間生命存在的漫游,就是向上帝懷抱的回歸。可知內情的人知道,這句話還有完全世俗的意義。的確,克勞迪天天都談起這事:

  弗蘭茨,可親可愛的弗蘭茨,中年危機對他來說太受不了啦。是那個可悲的小丫頭把他投入了情網。是呀,她甚至不怎么好看(你們看見沒有?她努力想把自己藏在大眼鏡后面!),但是,一旦他們生米煮個半熟(我們說不準!),他們就會一片鮮肉也換靈魂的。只是當他妻子的,才知道他被這事坑苦了!純粹是道德折磨!他情緒很低沉,他是好心正派的人嘛。不然你能解釋他那癲勁?不要命地跑到亞洲的什么地方去?他到那里去是找死哩。是的,克勞迪知道這一點是絕對事實:弗蘭茨是有意識去尋死的。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要死了,沒有必要說謊。她是他所唯一需要的人。他不能說話,但他是怎樣用眼睛表達對她的感激之情啊!他盯住她,請求她原諒。而她原諒了他。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萬民留下了什么?

  一個美國女演員抱著一個亞洲兒童的巨幅照片。

  托馬斯留下了什么?

  一條碑文: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貝多芬留下了什么?

  一道緊鎖的眉頭,一頭未必其實的長發,一個陰郁的聲音在吟詠"非如此不可!"

  弗蘭茨留下了什么?

  一句獻辭:浸漫迷途終有回歸。

  如此等等。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第七章 卡列寧的微笑

(1)

  窗子外是一個山坡,長滿了枝干歪扭痙攣的蘋果樹。密密樹林在山坡之上占據了一大塊空間,山嶺的曲線一直伸向遠方。黃昏降臨的時候,皎潔的月亮升入白晃晃的天空。特麗莎向外走去,久久地站在門檻上。一輪玉盤懸在尚未黑下來的夜空,看似人們早上忘記關掉了的一盞燈,一盞靈堂里的長明燈。

  沿著山坡生長出來的彎彎蘋果樹,沒有一棵離得了他們的扎根之地,正如無論是托馬斯還是特麗莎都離不了他們的村莊。他們已經賣掉了小汽車、電視機、收音機,這樣才從一位搬家進城的農民那里買來了一棟小小的房舍和花園。

  對于他們來說,鄉村生活是他們唯一的逃脫之地。只有在鄉村,人員才會出現經常的緊缺,居住設施才會富余寬松。去地里或樹林里干活,不會有人來找麻煩看你過去的政治表現,也沒有人嫉妒你。

  特麗莎慶幸自己終于放棄了城市,甩掉了醺醺醉鬼對她的侵擾,還有在托馬斯頭發上留下隱名女人的下體氣味。警察局不再來糾纏了。同工程師的那段插曲與佩特林山上一幕混為一體,她很難說清那是真實還是夢境。(事實上那工程師是秘密警察雇傭的嗎?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借一套房子用來幽會并且不再與同一個女人來往的男人,也并不少見。)

  不管怎樣,特麗莎高興地感到她終于達到了目的:她和托馬斯單獨生活在一起了。是單獨?讓我說得更準確一些:"單獨"生活,意昧著與以前所有的朋友和熟人中斷關系,把他們的生活一刀兩斷。然而,他們還是生活在人們的陪伴之下,與這里的鄉下人工作在一起,完全感到溫暖如家。他們經常互相串串門。

  他們那天在有俄國街名的礦泉區,碰到那位地方集體農莊主席。當時特麗莎在自己心中發現了一幅田園生活的圖景。這幅圖景來自她曾經讀過而且至今記得的書本,或者來自她的先輩。這是一個和諧的世界,大家一起生活在一個幸福的大家庭里,有著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生活常規:星期天的教堂禮拜,男人們得以避開自己婆娘的小酒店,星期六在小酒店廳堂里的樂隊演奏以及跳舞的村民。

  然而,當局管治下的鄉村生活已不再具有往昔的模樣了。教堂在附近的村莊里,沒有人到那里去;小酒店變成了辦公室,男人們找不到地方聚會和喝啤酒;青年人也沒有地方跳舞。教堂慶典假日已被禁止,沒有人關心非宗教的種種取代性活動。最近的電影院也在十五英里外的小鎮上。這樣,一天吵吵嚷嚷嘻嘻哈哈地勞累下來,他們只能把自己關在四壁之內,被散發出襲人寒氣般怪昧的現代家具所環繞,呆呆地看一陣閃來閃去的電視。他們除了晚飯前順路到某個鄰居家扯一兩句閑話以外,從不到別人家去做客。他們都夢想著搬進城去。這樣的農村生活對他們來說,哪怕微乎其微的一點趣味也沒有。

  沒有人愿意在這里定居,也許正是這一事實使政府放松了對農村的控制。一個農民,不再擁有自己的土地,僅僅只是個耕地的勞動力,便無須再對什么家鄉成工作盡心盡力。他沒有什么可以失去,沒有什么值得害怕。這種冷漠的結果,是農村保存了更多的自由和自治。集體農莊主席不是從外面派來的(象城里所有高層的經理那樣),是村民們從他們自己當中推選出來的。

  人人都想離開,于是特麗莎和托馬斯就成了一種例外的情況:是自覺自愿來的。村民們都想爭得機會,以便去鎮上東游西蕩混上一個白天,特麗莎和托馬斯卻情愿呆在鄉下,這樣的話,不用多久,他們對村民們的了解,比村民們的互相了解還要多。

  集體農莊主席成了他們真正的至交好友。他有一個老婆、四個孩于,一頭喂得象狗一樣的豬。豬的名字叫摩菲斯特,它是這個村莊的驕傲和主要興趣焦點。它可以回答主人的召喚,總是很干凈,有粉紅色的皮肉,踏著四蹄大搖大擺,很象一個大腿粗壯的婦人踩在高跟鞋上。

  卡列寧第一次看到摩菲斯特,十分惶惶不安,圍著它嗅了好久。但他很快就與對方交上了朋友,友好之至,甚至愛它勝過愛村子里的狗類。確實,他對狗類除了蔑視外別無任何好感。這些狗總是被套在他們的狗舍里,老是傻頭傻腦并且毫無目的地叫嚷不休。我平心而論,卡列寧極為欣賞自己與豬的友誼,正確地估計了自己同類的價值。

  主席很高興幫助他以前的外科醫生,盡管他同樣處在發愁的時候,辦不了更多的事。托馬斯當上了小卡車司機,把農莊工人送到地里去,還拉點設備什么的。

  集體農莊有四個大大的奶牛棚,還有一棚小母中,共四十頭。特麗莎負責照管這些牛,每日兩次把它們送到草場去。一些較近又較為容易進入的草場,都要被割得光禿禿的了,她只好超著中群到山地里去放牧,漸漸地越找越遠,越跑越寬,一年下來,就把四周遠遠近近的牧場都跑了個遍。如同在她小鎮的青春歲月里那樣,她總是帶著一本書,白日來到牧場上,便開始把它打開,讀起來。

  卡列寧總是陪著她,見到小奶牛活潑得過分,或者試圖擺脫人的控制,它就學會了豬搞叫,顯然把這一切于得有滋有昧。他毫無疑義是他們三個中間最快活的一個。他前所未有地取得了時鐘掌管者的地位,以至如此受到尊敬。鄉村生活中無即興可言,特麗莎和托馬斯的衣食起居都越來越按部就班,接近他的時間表。

  一天午飯后(這個時候他們都有一個小時的閑暇),他們帶上卡列寧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散步。"我不喜歡他跑起來的樣子。"特麗莎說。

  卡列寧的一條后腿有點跛。托馬斯彎腰細心查看了一番,發現在跗關節附近有一處小小的傷口。

  第二天,他把卡列寧置于卡車駕駛座前,順路帶他去相鄰的一個村莊,找一位本地的獸醫。一個星期后,他又去看了一次獸醫,回家時來了一個消息:卡列寧得了癌癥。

  托馬斯花了三天時間,加上獸醫的幫忙,給他動了手術。托馬斯帶他國家時,他還沒有完全解除麻醉。他睜著眼,嗚咽著,躺在他們床邊的小毯子上,剃得光光的一只大腿上,切口和縫合的六針令人心痛地明顯可見。

  最后,他試圖站起來。他失敗了。

  特麗莎一陣恐慌,擔心他再也不能走路。

  "不要著急,"托馬斯說,"他還在麻醉之中。"

  她試著把他抱起來,但被他咬了一口。這是他第-次咬她。

  "他認不出你,"托馬斯說,"他不知道你是淮。"

  他們把他抱到床上,沒過多久,他和他們一樣睡著了。

  凌晨三點鐘,他突然把他們弄醒,播著尾巴爬到他們身上,一個勁地貼上來蹭著,怎么也不滿足。

  這也是他第一次把他們弄起來!往常他總是等著他們中間的一個醒來,然后才敢于往他們身上跳的。

  現在還是深夜,他卻無法控制自己地突然來了。誰能說出他在康復的路途上走了多遠?誰知道他正在同什么幽靈搏斗?他正在家里,同他親愛的朋友在一起,他似乎正強迫他們來分享一種極度的歡欣,一種回歸和再生的歡欣。2

  《創世紀》一開始就告訴我們,上帝創造了人,是為了讓人去統治魚、禽和其他一切上帝的造物。當然,《創世紀》是人寫的,不是馬寫的。上帝是否真的賜人以統轄萬物的威權,并不是確定無疑的。事實上,倒有點象這么回事,是人發明了上帝,神化了人侵奪來的威權,用來統治牛和馬。是的,即使在血流成河的戰爭中,宰殺一匹鹿和一頭牛的權利也是全人類都能贊同的。

  我們受賜于這種權利的原因,是我們站在等級的最高一層。但是如果讓第三者進入這場競爭--比方說,一個來自外星的訪問者,假如上帝對這個什么說:"子為眾星萬物之主宰"--此刻,《創世紀》的賜予就成為了問題。也許,一個被火星人駕馭著拉套引車的人,一個被銀河系居民炙烤在鐵架上的人,將會回憶起他曾經切入餐盤的小牛肉片,并且對牛(太遲了!)有所內疚和懺悔。

  特麗莎伴著牛群行走,趕著它們,為職責所迫而對它們給以約束,因為小牛們活蹦亂跳,愛往地里跑。卡列寧總是陪著她,天天如此隨她去草場已有兩年了。他總是樂于對牛群的嚴厲,沖著它們吼叫,維護自己的權威(他的上帝給了他統治牛類的威權,他為此而驕傲)。然而今天,他實在困難重重,-靠三條腿一跛一跛,第四條腿上還帶著正在化膿的傷口。特麗莎總是彎下腰去撫摸他的背脊。很清楚,動手術兩個星期之后,癌癥還在繼續擴散,卡列寧將每況愈下。

  路上,他們碰到一位鄰居,那女人腳踏套鞋急著去中棚,卻停了夠長的時間來問:"這狗怎么啦?看起來一跛一拐的。""他得了癌癥,"特麗莎說,"沒希望了。"她喉頭梗塞,說不下去。那女人注意到了特麗莎的淚水,差點冒起火來:"天吶,不要跟我說了,你要為一條狗嚎掉一條命呵!"她并無惡意,是個好心的女人,只是想安慰特麗莎。特麗莎懂得的。在鄉村這一段時光里,她已經意識到,如果鄉親們象她愛卡列寧一樣也愛著每一只兔子,那么他們就不可能屠殺任何禽獸,他們和他們的禽獸就都要餓死。但是,眼下這位婦人的話還是使她一震,覺得不夠友好。"我懂的。"她順從地回答,很快轉過身子徑自走了。她對狗所承擔的愛,使她感到隔絕和凄涼。她摻然地笑笑,對自己說,她需要把這種愛藏得更深些不至于招人耳目。人們想到某人愛著一條狗的話,必然會紛紛義憤。但如果哪個鄰居發現特麗莎對托馬斯不忠,卻會在她背上開玩笑地拍上一掌,作為暗中團結一致的信號。

  象平常一樣,特麗莎在山路上繼續走著,看著她的牛互相擠擦,想到這是些多么好的小牲口。安詳、誠實,有時候孩童般地活潑,看上去都象些故作稚態的老人。沒有什么比牛的嬉戲更使人動心了。特麗莎在它們的一些滑稽動作中得到樂趣,不禁想到(兩年的鄉村生活中,這個觀念一直在不斷地向她閃回),一個人簡直是牛身上的寄生蟲,如同絳蟲寄生在人身上:我們吸血鬼一樣吸吮著牛乳。非人類的生物可能在他們的動物學書本里是這樣來界定人的:"人,牛的寄生物。"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個界定當作一個玩笑,用一種自覺優越的哈哈笑聲把它打發。但是特麗莎是認真對待它的,因此發現自己處于某種不安全的地位:這種觀點很危險,正在使她與人類的其他人拉開距離。盡管《創世紀》說上帝給予了人對所有動物的統治權,我們還是可以解釋,這意昧著上帝僅僅是把它們交付給人來照看。人不是這顆星球上的主人,僅僅是主人的管理者,于是最終應該對管理負責。笛卡兒向前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他認為人是"mat-treetproprietairedelanature(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毫無疑義,他的這一步與他直截了當地否認動物有靈魂,有著深深的聯系。笛卡兒說,人是主人,人是所有者,因此野物僅僅是一種自動機,一種能活動的機器。一個動物感覺傷心,這不是傷心,只是一種不中用了的裝置發出刺耳噪聲。一輛馬車的輪子咬咬嘎嘎作響,并不是什么痛,只是需要加油而己。所以,我們毫無理由為一條狗在實驗室被活活剖開而悲傷。

  牛群開始吃草了,特麗莎坐在一個樹樁上,身邊的卡列寧把腦袋擱在她的膝頭上。她回憶起約摸十年前在報上讀過的一條補白新聞,僅僅兩行字,談的是在俄國某個確切的城市,所有的狗怎樣被統統射殺。這是一篇不顯眼而且看來沒什么意義的小文章,但正是它,使她深深感到了對祖國那個超級鄰居的絕對恐怖。

  這篇文章是后來一切事情的預兆。入侵后開始的幾年,恐怖統治還不怎么典型。整個民族沒有一個人在實際行動上贊同占領當局,占領者們不得不搜尋出少許例外,把他們推上臺。但是他們能到哪里去找呢?對當局的忠誠和對超級鄰居的熱愛都死了。他們只能找那些為了什么事來報復生活的人,找那些腦子里總想報仇泄憤的人。然后,他們不得不注重、培養和保持這些人的侵略挑釁素質,給他們一些臨時的代用品進行實踐。他們看中的代用品就是動物。

  很快,報紙開始推出特寫專欄,組織讀者來信運動,比方說,要求在市區范圍內消滅鴿子。鴿子眼看著將遭到滅絕。但最主要的運動矛頭是指向狗。人們仍然在占領的大禍中惶恐不寧,電臺、電視臺以及報紙卻大談特談其狗:它們怎樣弄臟了我們的街道,怎樣亂喊亂叫,怎樣危及我們孩子們的身體健康,百弊無利,百害無益,而且還得繪它們東西吃。他們煽起的熱潮如此喪心病狂,以至特麗莎一直害伯哪位瘋狂的暴徒會來傷害卡列寧。僅僅一年以后,積累起來的怨很(怨恨一直在發泄,落到動物頭上只是作為一種訓練),找到了它的真正目標:人。人們開始從工作崗位上被趕走,被逮捕,被投入審判。動物終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卡列寧把頭靜靜地擱在特麗莎的膝頭上,她不停地撫摸著它,另一些想法又在腦子中閃現:對自己的同類好,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功績。她不得不公平大方地對待其他村民,是因為不這樣做她就不可能生活在那里。即使是對托馬斯,她的愛舉也是出于責任,因為她需要他。我們從來不能確定地指出,我病人際關系中的哪一部分是我們感情的結果--出自愛慕、厭惡、仁慈,或者怨恨--還有哪一部分是被各自生活中某種永恒的力量所預先決定。

  真正的人類美德,寓含在它所有的純凈和自由之中,只有在它的接受者毫無權力的時候它才展現出來。人類真正的道德測試,其基本的測試(它藏得深深的不易看見),包括了對那些受人支配的東西的態度,如動物。在這一方面,人類遭受了根本的潰裂,潰裂是如此具有根本性以至其他一切裂紋都根源于此。

  有一頭牛對特麗莎表示友好。小牛停下來,用棕色的大眼睛盯著她。特麗莎認出了這頭中,一直叫它瑪克塔。她總是樂于給所有的牛取名字,不過牛太多了,她做不到。不久以前,大約是四十年以前,村莊里所有的牛都是有名字的(如果有一個名字就意昧著有一顆靈魂的話,我可以說,這些中都有一顆憎惡笛卡兒的靈魂)。但是后來,各個村莊都變成了大集中的工廠。牛只能在牛欄里五碼見方的一塊小地方畢其終身。從那以后,它們就沒有名字了,成為了machinaeanimate(能活動的機器)。世界證明了笛卡兒是正確的。

  特麗莎總是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看見她坐在樹枝上,撫摸著卡列寧的頭,反復思索著人類的濱裂。我腦海中又出現了另一幅圖景:尼采離開他在杜林的旅館,看見一個車夫正在鞭打一匹馬。尼采跑上前去,當著車夫的面,一把抱住了馬頭放聲大哭起來。

  這件事發生在1889年,當時尼采也正在使自己離開人的世界。換一句話說,他的精神病就是在那時爆發了。但是正基于這個原因,我覺得他這一動作的廣闊內涵是:尼采正努力替笛卡兒向這匹馬道歉。他的精神失常(這是他最終與人類的快別)就是在他抱著馬頭放聲痛哭的一瞬間開始的。

  這就是我所熱愛的尼采,正如我所熱愛的特麗莎--一條垂危病狗把頭正擱在她的膝蓋上。我看見他們肩并著肩,一齊離開了大道向下走去。那條大道上正前進著人類,"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

  卡列寧生出了兩個面包圈和一只蜜蜂,對自己的后裔目不轉睛,驚訝不已。兩個面包圈當然絕對安詳,只有蜜蜂搖搖晃晃轉著圈,好象中了毒,過了一會兒,它升起來,飛走了。

  這事發生在特麗莎的夢里。等托馬斯醒來,她告訴了他。兩人都從這個夢里找到了確切的安慰。這個夢把卡列寧的疾病變成了孕生,生產的一幕和生下來的東西又可笑又動人:兩個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她再次被一些不合理輯的希望所糾纏。她下了床,穿上衣。隨著外出買牛奶,面包、面包圈等等,這里的一天又開始了。她叫上卡列寧,發現對方除了抬頭以外沒有其他反應。這是他第一次拒絕參加自己努力建立起來的常規儀式。

  她撇下他獨自去了。"卡列寧呢?"柜臺里的女人已經象平常那樣,準備好了卡列寧的面包圈。特麗莎將其放入袋子帶回家,取出來遞給仍然躺在門道里的他,希望他能過來取定。但他只是躺在那里,一動不動。

  托馬斯看出特麗莎心里多么沉重。他用自己的嘴叼住面包圈,面對著卡列寧四肢落地,慢慢地爬過去,

  卡列寧的眼睛隨著他轉,似乎透出了一絲興趣的微光,但仍然沒有振作起來。托馬斯把臉湊到他的鼻子跟前,他身子還是沒有動,但張嘴咬住了面包圈的那一端,想把它從托馬斯口里拖出去。托馬斯這才松了自己的這一端,好讓卡列寧能夠完全吃掉它。

  還是四肢落地,還是弓若背脊,托馬斯退了一點點,開始狺狺叫,讓對方以為自己要爭奪面包圈奮力一戰了。一會兒,狗也狺狺叫喚作出反應!這正是他們所希望的!卡列寧還愛玩耍!卡列寧還沒有失去生存的愿望!

  這些狺狺叫聲是卡列寧的微笑,他們希望它能夠繼續下去,盡可能長久。于是托馬斯爬回他那里,咬著卡列寧嘴里露出來的面包圈另一端。他們的臉如此貼近,托馬斯可以嗅到狗的呼吸氣流,可以感到卡列寧鼻上的長毛拂得自己癢癢的。狗又叫出一聲,嘴巴抽動著;現在他們各自咬住了半個面包圈。卡列寧犯了一個老的策略錯誤:丟下了他的那半個,希望捕獲主人口中的那半個,總是忘記了托馬斯有一雙手,并不是一條狗。托馬斯沒有吐出自己口里的半個,順手又撿起了地上的另一半。

  "托馬斯!"特麗莎叫起來,"你要拿走他的面包圈嗎?"

  托馬斯把兩個半塊都放在卡列寧面前的地上,對方很快吞下了一個半塊,叼著另一半得意洋洋了好一陣,炫耀他的雙雙獲勝。

  他們站在那里看著他,又一次覺得他是在微笑,他的微笑能持續多久,生活的主題就能持續多久,就能抗拒死神的判決。

  第二天,情況確實顯得有了改善。他們吃了午飯,又到了帶他出去作常規散步的時間。按照習慣,他要開始跑步了,在他們之間一會兒前一會兒后從不停歇。然而在這一天,特麗莎取來皮帶和項圈,只被他興趣索然地看了看。他們努力放出興高采烈的眼光(為他高興和為了使他高興),給他鼓勁,讓他振作一點。長久的等待之后,他仍然使他們遺憾,靠著三條腿踉蹌了一下,任她套上項圈。

  "特麗莎,我知道你討厭照相機,"托馬斯說,"但今天帶上吧,你說呢?"

  特麗莎打開了櫥柜,翻找那臺拋棄了多年也遺忘了多年的照相機。"總有一天,我們會為這些照片高興的,"托馬斯繼續說,"卡列寧曾經是我們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曾經?什么意思?"特麗莎好象被蛇咬了一口。照相機就擱在她面前的櫥柜里,伸手可得,但她不愿意彎腰取出來,"我不愿意帶上它。我不去想什么失去卡列寧。你呢,提起他的時候卻用過去時態!"

  "對不起。"托馬斯說。

  "沒有什么,"特麗莎溫和些了,"我發現我每次想他都是用過去時態,我總是把它們從腦子里趕出去。我不愿意帶照相機,就是這個原因。"

  他們在沉寂中走著,沉寂是他們不用過去時態來思索卡列寧的唯一方式。他們不讓他跑遠了,久久地與他呆在一起,等待他的微笑。他沒有笑,只是伴隨他們走著,用他的三條腿一跛一跛。

  "他這樣做只是為了我們,"特麗莎說,"他并不想散步,只是為了讓我們快樂。"

  她的話中透出一種悲哀,她還沒有意識到他們是快樂的。他們不是沒有悲哀而快樂,恰好是因為悲哀而快樂。他們拉緊了手,眼睛中都閃動著一幅共同的景象:一條跛腳的狗代表了他們生命中的十年。

  又走了一會兒。使他們極為沮喪的是,卡列寧停住了,往回走去。他們也只得轉身。

  大概就是在那一天或是第二天,特麗莎走進屋時正碰上托馬斯在讀一封信。聽到門開了,他把信插入另外一沓紙當中。但她還是看見了這一動做,出門的當兒還注意到對方把那封信塞到了衣袋里。不過他忘記了信封。特麗莎看見他離家出門,立即把信封找來細細研究了一番。信封上地址的字跡眼生得很,但非常工整,她猜測這是出自女人之手。

  他回家來,她淡淡地問來了什么信沒有。

  "沒有。"托馬斯的話給特麗莎注入了一種絕望,比絕望更糟糕,因為她對此已經漸漸不習慣了。不,她不相信他在村子里有個秘密情人,要是那樣就完了,但絕不可能。她清楚他在每分鐘工余時間里做的一切。他一定是與布拉格的某個女人藕斷絲連,那個女人與他來說意義如此重大,以至她不再在他頭發上留下下體氣昧以后,他居然還想著她。特麗莎不相信托馬斯會為了那個女人而離開自己,但是他們兩年鄉村生活的幸福,看來被幾句謊言玷污了。一個舊的念頭向她閃回來:她的歸宿是卡列寧,不是托馬斯。他走了之后誰來給他們的歲月之鐘上發條呢?

  思想推向未來,一個沒有卡列寧的未來,特麗莎有一種被拋棄之感。

  卡列寧正躺在角落里嗚嗚哀鳴。特麗莎走入花園,目光落在兩裸蘋果樹之間的一塊草地上,想象在那里埋葬卡列寧。她把鞋跟扎入泥土,在草叢里劃出一個長方形。這里將是他的墓穴。

  "你在干什么?"托馬斯很驚奇,象幾個小時前她看見他讀信時的驚奇一樣。

  她沒有答話。托馬斯注意到她的手好幾個月以來第一次顫抖了,他緊緊抓住它們。但她把手掙脫出去。

  "這是卡列寧的墓?"

  她沒有回答。

  她的沉默激怒了他,終于使他爆發:"你先是責怪我,說我想他的時候用什么過去時態,而接下來你干了些什么?你到這里來安排后事!"

  她轉身用背沖著他。

  托馬斯退回自己的房間,狠狠地關上門。

  特麗莎走過去,推開門:"別成天想著你自己,至少也得為他考慮考慮吧,"她說,"你把他鬧醒了,他現存又開始嗚咽了。"

  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剛才狗并沒有睡著),知道自己的所為就象最粗俗的潑婦,一心要刺病人并知道痛得如何。

  托馬斯躡手躡腳走進卡列寧躺著的房間,但她不愿讓他單獨與狗呆在一起。他們一人一邊,雙雙把頭向卡列寧湊過去。這一動作中沒有什么和解的暗示,恰恰相反,他們各自都是單獨的。特麗莎與她的狗共處,托馬斯則同他的狗共處。

  他們被分隔了,各自形影相吊。說來也慘,他們就-直這樣呆著,度過了卡列寧最后的時光。4

  為什么對特麗莎來說,"牧歌"這個詞如此重要?

  我們都是被《舊約全書》的神話哺育,我們可以說,一首牧歌就是留在我們心中的一幅圖景,象是對天堂的回憶:天堂里的生活,不象是一條指向未知的直線,不是一種冒險。它是在已知事物當中的循環運動,它的單調孕育著快樂而不是愁煩。

  只要人們生活在鄉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懷抱,他們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正因為如此特麗莎在礦系區遇到集體農莊主席時,便想象出一幅鄉村的圖景(她從未在鄉村生活也從不知道鄉村),為之迷戀。這是她回望的方式--回望天堂。

  亞當,探身于井口,卻沒有意識到他看見的就是自己。他不會懂得特麗莎還是小姑娘的時候,何以要站在鏡子面前試圖透過自己的身體看到靈魂。亞當有點象卡列寧。特麗莎曾經玩了個游戲,讓他面對鏡子看到自己,但他根本不能辨認自己的形象,帶著一種難以置信的無所謂,心不在焉地盯了一陣。

  亞當與卡列寧的比較,把我引向了一種思索:在天堂里人還不是人。更準確地說,人還沒有被投放到人的道路上來。現在,我們已經被拋擲出來很長的時間了,循一條直線飛過了時間的虛空。在什么深層的地方,還是有一根細細的繩子縛著我們,另一頭連向身后遠處云遮霧繞的天堂。亞當在那里探身看一口井,不象那喀索斯,他甚至從未疑心那井里出現的淡黃色一團就是他自己。對天堂的渴望,就是人不愿意成為人的渴望。

  她還是孩子的時候,無論何時走道母親帶有經血污痕的衛生紙,就感到作嘔,恨母親竟然寡廉鮮恥不知把它們藏起來。然而卡列寧畢竟也是雌性,也有他的生理周期。它每六個月來一次,一次長達兩個星期。為了不讓他弄臟房子,特麗莎在他的兩腿之間塞上一迭脫胎棉,用一條舊短褲包佐,再用一條長絲線很巧妙地把它們緊緊系在身子上。她看著這個能對付每次整整兩個星期的裝備,笑了又笑。

  為什么狗的行經使她開心和歡心,而自己行經卻使她惡心呢?對我來說答案似乎是簡單的:狗類不是從天堂里放逐出來的。卡列寧絕不知道肉體和靈魂的兩重性,也沒有惡心的概念。這就是特麗莎與他在一起時感到如此輕松自如的原因。(也正因為如此,把一個動物變成會活動的機器,一頭中變成生產牛奶的自動機,是相當危險的。人這樣做,就切斷了把自己與天堂連接起來的線,在飛越時間的虛空時,他將無所攀依和無所慰藉。)


第七章 卡列寧的微笑

(2)

  從這堆混亂的念頭里,特麗莎生出一種擺脫不開的褻瀆的思想,她認為,聯系著她與卡列寧的愛,要比她與托馬斯的愛要好。不是大一些,是好一些。她既不想挑剔托馬斯也不想挑剔自己。她也不希望、宣稱他們彼此能有更多的愛,她的感覺是給出一種人類情侶的本性。人類男女之愛對于人與狗之間存在的友愛來說(至少在最佳例證中是如此),預先就低了一等。人類歷史上這種奇怪的現象,可能是造物主始料不及的。

  這完全是一種無我的愛:特麗莎不想從卡列寧那里獲取什么,從未要求他給予愛的回報。她從未問過自己那種經常折磨人類情侶們的問題:他愛我嗎?他是不是更愛別人?他比我愛他愛得更多嗎?也許我們所有這些關于愛情的問題,這些度量、測定、試探以及對愛情的挽救,都有一個附加效果,就是把愛情削弱。也許我們不能愛的原因,就是我們急切地希望被人愛,就是說,我們總是要求從對象那里得到什么東西(愛),以此代替了我們向他的奉獻給予,代替了我們對他的無所限制和無所求取--除了他的陪伴。

  另外:特麗莎照卡列寧原來的樣子接受了他,沒有幻想什么去試圖改變他,一開始就贊同他狗的生活,不希望他從狗的生活中脫離出來,也不嫉妒他的秘密私通。她訓練他的動因不是要改變他(如一個丈夫試圖改造妻子和一個妻子試圖改造丈夫),只是給他提供一些基本語言,使他們能夠交際和一起生活。

  再有:沒有人迫使她去愛卡列寧,愛狗是自愿的。(特麗莎再次回想起母親,對發生在她們之間的一切感到悔恨。如果母親是村莊里眾多婦女中的一個,她滿可以很容易地發現,母親的粗野也能將就將就。哦,只要她母親是一個陌生人!從孩提時代起,特麗莎的面容就被母親霸占,她的"我"就被母親沒收,她對母親的這種方式感到羞恥。比這更糟糕的是那種長者的命令,"愛你的父親和母親"。這種命令強迫她去同意那種霸占,去呼應那種侵略性的愛。特麗莎與母親的決裂并不是母親的過錯。特麗莎與母親決裂,不光因為對方是她觀在當著的這個母親,而因為她是一個母親。)

  最重要的是:沒有人能給其他人一種牧歌式的禮贈,只有動物能這樣做。動物不是從天堂里放逐出來的。狗和人之間的愛是牧歌式的。從來不知道有什么沖突,有什么忽發沖冠的壯景;從來不知道什么發展演變。卡列寧在特麗莎和托馬斯周圍的生活基于一種重復,他期待他們也同樣如此。

  如果卡列寧是一個人而不是一條狗,肯定早就對待麗莎說了:"看,我病了,天天往嘴里送面包圈也厭煩了,你能帶點別的什么東西來嗎?"就在這里,整個人類的困境得到了展現。人類的時間不是一種圓形的循環,是飛速向前的一條直線。所以人不幸福;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求。

  是的,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求。特麗莎心里想。

  集體農莊主席下工后,帶著他的摩菲斯特外出散步,碰到特麗莎時總忘不了說一句:"他干嘛這么遲才到我這里來呢?早來一點,我們可以邀伴去沾花惹草啊!他和我,哪個娘們耐得住這兩個豬娃的誘惑?"那一刻,豬就訓練有素地哼哼呼呼嚕嚕一陣。特麗莎雖然預先就確切地知道了對方要說什么,但每次都大笑了。這個玩笑多次重復,還是沒有失去煽力。正相反,在牧歌式的環境里,連幽默,也受制于重復這條甜蜜的法律。

  狗比起人類沒占多少便宜,但有一條是極為重要的:法律沒有禁止對狗給予無痛苦致死術;動物有權利得到一種仁慈的處死。卡列寧依靠三條腿行走,更多的時候是躺在角落里嗚嗚地啜泣。丈夫和妻子都同意,他們沒有權利讓他毫無必要地遭罪。但是,他們原則上同意了這一點,仍然不得不面對著決定時間的苦惱,即什么時候他的遭罪確實是毫無必要了呢?在哪一個瞬間他的生命不值得再延續了?

  如果托馬斯不是一個醫生那該多好!他們就能躲到第三者的后面去,可以去把獸醫找來,請他給狗打上一針,讓他安息。

  扮演死神的角色是一件可怕的事。托馬斯堅持他不能自己來打針,得把獸醫請來做這件事。后來他又意識到,如果這樣他可以把一種禁止人類享受的特權提供給卡列寧:讓死神具有他親愛者的外觀。

  卡列寧整夜都在嗚咽。早上,托馬斯摸了摸他的腿,對特麗莎說:"不用等了。"

  只有幾分鐘他們就不得不去上班了。特麗莎進去看看卡列寧。他還躺在角落里,全然沒有感覺(甚至托馬斯摸他的腿時也不認人),但一聽到門響看見特麗莎進來,便豎起腦袋看著她。

  她受不了他的凝視,幾乎有些害怕。他從不用這種眼光去看托馬斯,只是看她。而且即使看的話,也沒有現在這樣凝重強烈。這不是一種絕望或者悲哀的目光。不,是一種令人驚恐的注視,是不堪承受的信任。這種注視是一種急渴的疑問。卡列寧在一生中,總是等待著特麗莎的回答,現在又努力讓她知道(比平時更急切),他正準備著聽取來自特麗莎的真理。(從特麗莎口里出來的一切都是真理,連她命令"坐"、"躺下",他都視為真理,作為他生命的意義而確認不疑。)

  他令人驚恐和信任的目光沒有持續多久,頭垂下去擱在兩只前爪上。特麗莎知道,再也不會有誰象他那樣看自己了。

  他們沒有給他喂過糖果,最近她才給他買來了一些巧克力塊。她把它們從箔紙里剝出來,碎成小塊小塊的繞著他放了一圈。她又取來一碗水,讓他明白什么都有了,他可以獨自在家里呆上幾個小時。但他目光中似乎透出了極度厭倦。即使被巧克力環繞著,他的頭抬也不抬一下。

  她躺在他旁邊摟住他。他艱難而緩慢地轉過頭來,嗅嗅她,舔了她一兩下。他舔著的時候,特麗莎閉上了眼睛,好象要永遠記住這一切。她又把臉的另一邊就過去讓他舔。

  她不得不起身去照看牛群,直到中午時分才轉回來。托馬斯還沒有回家。卡列寧仍然躺在巧克力的環繞之中,聽到她進門,仍然沒能把頭抬起來。一條腿已經腫起來了,瘤塊轉移到新的位置。她注意到有些淡紅色的(不象血)滴狀物在皮下形成。

  她又一次貼著他躺下來,伸出一條手臂攬住他的身體,閉上了自己的雙眼。她聽到有人敲門。"大夫,大夫!豬來啦!是豬和它的主人呢!"她缺乏氣力去同什么人談話,沒有動也沒有打開眼睛。"大夫,大夫!是豬家父子來啦!"一會兒,沒有聲息了。

  托馬斯半個小時之后才回來,沒吭一聲徑直去了廚房準備打針。他進入房間時,特麗莎已經站起來,卡列寧也掙扎著起了身。他一看見托馬斯就微弱地晃了一下尾巴。

  "看,"特麗莎說,"他正在微笑吶。"

  她有一種懇求的神情,試圖贏得一種短暫的延緩,但沒有強求。

  她慢慢地在長沙發上鋪開了一張床單,床單的白色底子上有著紫色點子的圖案。她早就把一切小心地準備好了,考慮好了,多少天以前就預先設想了卡列寧的死。(哦,我們確實提前夢想著我們所愛的一切行將死去,這是多么恐怖!)

  他已經再沒有氣力跳上沙發了。他們一起動手把他抱上去。特麗莎把他放在托馬斯旁邊,托馬斯檢查他余下的三條好腿,尋找多少算得上突出一些的血管,用剪子切開了皮。

  特麗莎跪在沙發旁邊,讓卡列寧的頭緊緊地貼著自己的頭。

  托馬斯叫她緊緊抓住那條腿,免得他難于下針。她照著做了,但沒有讓自己的臉離開卡列寧的頭。她一直溫和地對卡列寧說著話,而他也僅僅想著她,并不害怕,一次次舔著她的臉。特麗莎喃喃低語:"不要怕,不要怕,你不會感到疼的。你要想一想松樹和兔子,你還有很多牛,摩菲斯特也在那里,不要怕……"

  托馬斯把針頭插進血管,推動了柱塞。卡列寧的腿抽搐了一下,呼吸急促有好幾秒鐘,然后停止了。特麗莎仍然跪在沙發旁邊的地板上,臉埋在他的頭毛里。

  一會兒,他們都得回頭去工作,把狗留在沙發上,留在白底紫色點子的床單上。

  他們黃昏時分回來了。托馬斯走進花園,找到了特麗莎在兩顆蘋果樹之間用鞋跟劃出的長方形,開始挖洞。他精確地遵循特麗莎的標示,希望一切都符合她的愿望。

  特麗莎和卡列寧留在房里。她害怕下葬的時候他還活著,將耳朵貼近他的嘴,覺得自己聽到了一種微弱的呼吸聲,退一步,似乎看財他胸膛細微的起伏。

  (不,她聽到的呼吸聲是自己的,而且自己的身體從來都有細微的顫動,她才有了狗動的印象。)

  她從提包里找出一面鏡子,送到他的嘴前。鏡面如此模糊不清,她以為自己看見了上面有水珠,水珠當然是狗的呼吸弄出來的。

  "托馬斯,他還活著!"托馬斯拖著兩只帶泥的靴子走進房門時,她叫起來。

  托馬斯彎腰看了看,搖搖頭。

  他們將墊著他的床單各扯一端,特麗莎是低的一頭,托馬斯是高的一頭,把他抬起來送往花園。

  特麗莎感覺到手中的被單有些濕潤,想起他是濕津津進入我們生活的,現在又濕津津而去,她高興地感觸到手中的潮濕,他最后的招呼致意。

  他們來到蘋果樹前把他放下來。她朝坑穴俯下身去,拾掇床單讓它能完全蓋住卡列寧。真是不堪想象,泥土就要把他掩埋了,雨水將要洗在他赤裸的身上。

  她轉回房去取來了他的項圈、皮帶,還有早晨以后動也沒動的一滿捧巧克力,把它們全部投了下去。

  坑穴邊是挖出來的一堆新土,托馬斯一鏟一鏟把土填回去。

  就在這時,特麗莎回想起她的夢:卡列寧生出了兩個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這幾個詞聽起來有點象墓志銘。她想象有一塊紀念碑立在兩顆蘋果樹之間,上面刻著:這里安息著卡列寧,他生了兩個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花園已沉入了黃昏,正處在白晝與黑夜之間。一輪較潔的月亮懸在清空,一盞靈堂里忘記關掉了的燈。

  靴子都沾著泥巴,他們把鍬和鏟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們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鋤頭。

  他坐在平常讀書用的桌子前。在這種時候,特麗莎通常會從身后走過來,靠上去,把臉貼到他的面頰上。然而這一天她吃了一驚。托馬斯不是在讀書,面前是一封信,盡管上面打出來的字不超過五行,托馬斯卻不解地久久盯著它發呆。

  "什么事?"特麗莎額覺心里一沉。

  托馬斯沒有回頭,拿起信遞給她。信上說他當日務必趕到鄰近某鎮的機場去報到。

  他終于轉過頭來,特麗莎從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覺出來的恐懼。

  "我跟你一起去。"她說。

  他搖搖頭:"他們只要見我一個。"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復一句。

  他們坐上托馬斯的小卡車,不知什么時候趕到了機場。霧很濃,他們僅僅能看清機場上少許幾架飛機模糊已極的輪廓。從一架走到另一架,發現所有的門都關著,不能進去。直到最后,他們才發現有一架飛機的門開了,門口靠著一架活動登機梯。他們爬上去,接受了門口一位乘務員的點頭招呼。這是一架小飛機--僅僅能容納三十位旅客--眼下座位全空著。他們互相攙扶走入座椅之間的過道,占了兩個相鄰的座位,沒有注意周圍的一切。特麗莎把頭靠在托馬斯的肩頭,最初的恐懼之潮已經退去,被隨之而來的悲涼取代了。

  恐懼是一種震擊,是高度盲目的瞬間,缺乏任何美的隱示。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一種尖銳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著我們。在悲涼這一方面,它在我們面前呈現出已知的東西。托馬斯和特麗莎知道什么東西在等待他們,恐懼之光已失去了它的嚴厲,溫和的藍色光輝泳浴著這個世界,使它美麗。

  特麗莎讀信的時候,沒有感覺到任何對托馬斯的愛,恐懼之感吞滅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現在,她意識到自己簡直一刻也不能離開他了。緊靠著池(這時飛機正在沖過濃濃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漸漸體味到自己的愛,一種她認為無邊無際的愛。

  飛機終于著陸。他們走向乘務員打開的機門,站在登機梯的頂端時仍然互相摟著腰。他們看見下面站著三個人,都帶著兜帽,握著步槍。沒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這里根本不可能逃脫。他們慢慢走下來,腳剛接觸到機場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個舉起槍對準了他們。沒有槍聲,但特麗莎感到托馬斯--一秒鐘前還緊靠著她,摟著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撐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俯下身去撲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體蓋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馬斯的身體在眼前飛快地縮小。她是如此震驚,呆呆地站著如同一根木頭。托馬斯的身體縮得更小了,越來越不太象他,最后變成了極小極小的一顆,開始滑動,奔跑,飛越停機坪。

  射殺托馬斯的人取下面罩,給了特麗莎一個舒心的微笑,轉身開始追擊那個小玩意兒。小玩意兒東竄西竄,似乎不顧一切地試圖躲避什么東西,找一個藏身之洞。追擊持續了一會兒,直到那個人突然一個猛撲才告結束。

  那人站起來回到特麗莎面前,手里抓著什么東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將其交給特麗莎。一剎那間,特麗莎的恐懼和悲涼都消失了,高興地把這只動物抱在懷里,很高興這只兔子屬于她,可以把它緊緊地貼著自己的身體。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著哭著,直到淚水蒙住了雙眼。她帶著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經接近了她的目標,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遠不再拋棄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頭游蕩,沒費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時候同爸爸媽媽一起住過的房子。但爸爸媽媽已經定了。有兩個她不曾見過的人招呼拋,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們臉上都有樹皮般的深深皺紋,特麗莎很高興將同他們住在一起。不過跟下,她希望能與自己的小動物先單獨呆一會兒。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歲時住的那間房,當時父母決定她應該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了。

  房里有一張床,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盞燈,那盞燈從未停止過燃燒,似乎一直預料到了她的歸來。燈架上棲息著一只蝴蝶,寬大的翅翼上印上了兩個大大的斑圈。特麗莎知道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終點。她在床上慢慢躺下來,把兔子緊緊貼住自己的臉。7

  他正坐在平常讀書用的桌子前,面前攤著一個已經開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幾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沒有告訴過你,"他對特麗莎說,"是我兒子寫來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開,看我到底落個什么下場。幾年前,他被大學開除了,眼下在一個村子里開拖拉機。我們的生活也許是分開了,不過它們還是朝一個方向運動,象平行線。"

  "你于嘛從不告訴我這些信?"特麗莎大松了一口氣。

  "不知道。我以為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經常寫嗎?"

  "時不時寫。"

  "寫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嗎?"

  "是的,有趣。你該記得,他母親是個熱情的追隨當局者。這樣,他很早就同她斷了關系。后來,他接濟一些象我們這樣倒了霉的人,跟著他們轉入了政治活動。他們中間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們分手了。他在信里,稱他們是'永遠革命派'。"

  "是不是說,他與當局講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還認為這事至關重要。他說我們不必留意當局,完全不理它,應該根據宗教的指示來度過日常生活。他宣稱,要是我們信上帝,就可以按我們的行為方式,對付任何形勢,把它們變成他叫作'人間的天國'的一種東西。他說在我們國家,教會是唯一能逃避國家控制的自愿者團體。教會幫助他反對當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會。"

  "你為什么不問他?"

  "我以前欽佩信徒,"托馬斯繼續說,"我以為他們有一種奇異的先驗方式,來察覺我身邊的事情。你可以說,象特異功能者。但我兒子的經歷證明,忠誠實際上是一件相當簡單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拋棄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還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誠。所以決定問題的是感激,很可能。人類的眾多決定都簡單得可怕。"

  "你給他回過信嗎?"

  "他從沒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說,"郵戳只標明了地區名稱,我只好給那個集體農莊寄了一封信。"

  特麗莎想起自己曾經懷疑托馬斯,感到有點羞愧,希望能補償一下自己的過失,有一種給他兒子做點什么事的沖動:"為什么不給他寫上一句,邀請他來看看我們?"

  "他看起來象我,"托馬斯說。"一講話,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樣。讓我來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談什么天國--這個想法莫名其妙。"

  特麗莎哈哈大笑起來。

  托馬斯也與她笑成一團。

  "不要這樣孩子氣,托馬斯!"特麗莎說,"你和你前妻的事,畢竟是一本老帳了,與他有什么關系?他又有什么辦法?干嘛因為你自己年輕時找錯了人,來傷害這個孩子?"

  "坦白地說吧,一想到同他見面,我就怯場。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沒干。我不知道什么東西搞得我這樣頑固,始終不想見他。有時候,你打定主意卻不知道為什么,慣性力量使你堅持下去。這東西一年年強化,很難改變。"

  "請他來吧!"她說。

  下午,她從牛棚回來的路上,聽到大路上有人聲。近了,才辨出是托馬斯的小卡車。他彎著腰正在換輪胎,一些人圍著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從他身上移開: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頭發變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從醫生變成了司機,而在于不再年輕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與集體農莊主席的談話。對方告訴她,托馬斯的車子情況很糟糕。他象是在開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聽出他是有所擔心。"托馬斯對人里面的東西,比對機器里面的東西當然內行得多羅!"他哈哈大笑。接著,他承認他去過當局那里好幾次,要求他們同意托馬斯歸隊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準。

  她走到一棵樹的樹干后面,不讓卡車旁邊的人看見自己。她站在那里久久地觀察丈夫,突然感到一陣強烈的自責:他從蘇黎世返回布拉格是她的錯,他離開布拉格也是她的錯,甚至就是在這里,她未能給他留下一絲安寧,卡列寧病死那陣子,她還用隱秘的懷疑來折磨他。

  她總是隱秘地責怪托馬斯愛她愛得不夠,把自已的愛視為無可指責,視為對他的一種屈尊恩賜。

  現在,她看出了自己是不公正的:如果她真是懷著偉大的愛去愛托馬斯,就應該在國外堅持到底!托馬斯在那里是快樂的,新的一片生活正在向他展開!然而她離開了他!確實,那時她自信是寬宏大量地給他以自由。但是,她的寬宏大量不僅僅是個托辭嗎?她始終知道托馬斯會回家來到自己身邊的!她召喚他一步一步隨著她下來,象山林女妖把毫無疑心的村民誘入沼澤,把他們拋在那里任其沉沒。她還利用那個胃痛之夜騙他遷往農村!她是多么狡詐啊!她召喚他跟隨著自己,似乎希望一次又一次測試他,測試他對她的愛;她堅持不懈地召喚他,以至現在他就在這里,疲憊不堪,霜染鬢發,手指僵硬,再也不能捉穩解剖刀了。

  現在他們已經山窮水盡了,還能向哪里去呢?他們不可能再獲準出國了,不可能再找到一種回布拉格的辦法了:那里不會有人給他們工作。他們甚至沒有理由移居到另一個村莊。

  仁慈的上帝,他們定完了所有的路程,只是為了讓特麗莎相信他愛她嗎?

  托馬斯終于成功地換好了輪胎,爬到駕駛座上。人們也開始上車,發動機吼了起來。

  她回家洗了個澡。躺在熱水里,她總是對自己說,她用了自己一生的軟弱來反對托馬斯。我們所有的人總是傾向于認為,強力是罪犯,而軟弱是純真的受害者。但現在特麗莎意識到,在她這里真理恰恰相反。即使是她那些夢,在一個男人的感覺中僅僅是軟弱而非堅強的夢,也展示了她對托馬斯的傷害,迫使他退卻。她的軟弱是侵略性的,一直迫使他投降,直到最后完全喪失強力,變成了一只她懷中的兔子。她無法擺脫那個夢。

  她從浴盆里站起來,穿上一些好看的衣服,希望自己以最好的姿容使他愉悅快樂。

  她剛剛扣完最后一顆紐扣,托馬斯和集體農莊主席,還有一位臉白異常的年輕農工,闖了進來。

  "快!"托馬斯叫道,"來點烈性酒!"

  特麗莎跑出去,取回一瓶思利沃維茲,往一個酒杯里倒出一些。年輕人一口就飲得干干凈凈。

  他們告訴她事情經過。那位小伙子剛才肩胛骨脫臼;痛得叫爹叫媽。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辦,只好叫托馬斯。托馬斯三下五除二就把骨頭復位了。

  小伙子又喝下一杯,對托馬斯說:"你太太今天真成了絕色佳人!"

  "呆子!"主席說,"特麗莎從來就漂亮。"

  "我知道她從來就漂亮,"年輕人說,"但今天她穿上了這么漂亮的衣服。這身打扮我可從來沒有見過。你們準備出門嗎?"

  "不,不是。我是為托馬斯穿的。"

  "你這個幸運的魔鬼!"主席大笑著說,"我那老太婆做夢也沒想過要為我來穿衣!"

  "難怪,你總是同豬娃去散步,豬娃代替了你老婆。"年輕人也開始哈哈大笑起來。

  "算了,摩菲斯特怎么樣?"托馬斯問。"我至少--"他想了想,"至少一個小時沒有看見它了。"

  "它一定在想念我。"主席說。

  "看見你這身打扮,我就想跳舞,"年輕人轉向托馬斯問,"你允許我跟她跳舞嗎?"

  "我們都去跳吧。"特麗莎說。

  "你來嗎?"年輕人問托馬斯。

  "你們打算到哪里去?"托馬斯問。

  小伙子說了附近一個小鎮的名字,那里的旅館酒吧有一個舞廳。

  "你也來,"年輕人已經喝下了第三杯思利沃緞茲,用指令的口氣對集體農莊主席說,又加上一句:"要是摩菲斯特太想念你,我們就把它也帶上。這一來我們有兩個可以出場的豬娃啦!娘們一眼看倆大飽眼福,不來求才怪呢!"他又哈哈大笑。

  "要是諸位不覺得摩菲斯特丟人,我就聽你們的。"他們擠上了托馬斯的小卡車--托馬斯開車,特麗莎坐在旁邊,兩個男人帶著半瓶酒坐在后面。車子還沒有出村,主席發現大家忘了摩菲斯特,大叫大嚷讓托馬斯把車開回去。

  "不要急,一只豬娃也開得了鑼。"小伙子讓主席安靜下來。

  天漸漸黑了,道路開始急轉彎爬高。

  他們來到鎮上徑直開到旅館。特麗莎和托馬斯從未到過這里。他們下到地下室,找到了酒吧、舞廳以及幾張桌子。有一位大概六十來歲的人在彈著鋼琴,年紀與他差不多的一位婦人拉著小提琴。演奏的名曲已有四十年歷史了。有五、六對舞伴飄在舞池的地板上。

  "這里沒有人跟我跳。"小伙子朝四周掃了一眼,立即邀特麗莎跳舞。

  集體農莊主席和托馬斯坐在一張空桌旁邊,要了一瓶葡萄酒。

  "我不能喝,"托馬斯提醒他,"我要開車。"

  "別傻,"他說,"我們在這里過夜。"他起身去服務臺,訂兩個房間。

  特麗莎與小伙子從舞池里歸來,主席接著邀她,最后才輪到托馬斯。

  "托馬斯,"她在舞池里對他說,"你生活中的一切,都是我的錯。由于我的錯,你的句號打在這里,低得不可能再低了。"

  "低?你說什么?"

  "要是我們呆在蘇黎世,你仍然會是一位外科醫生。"

  "你會是一位攝影師。"

  "這是作一種愚蠢的比較,"特麗莎說,"你的工作對你來說意昧著一切;我不在乎我干什么,我什么都能干。我只失去了一樣東西,你失去了所有的東西。"

  "你沒注意到我在這里很快樂?特麗莎?"托馬斯說。

  "外科是你的事業。"她說。

  "追求事業是愚蠢的,特麗莎,我沒有事業。任何人也沒有。認識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業束縛,這才是一種極度的解脫。"

  他坦率的聲音不容懷疑。特麗莎回想起幾個小時前他修理卡車時的一幕,想起自己親眼看到他如此老態。她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一直希望他變得老一些。她再次回想起自己兒時的房間里那只緊緊貼著自己面頰的小兔。

  變成一只兔子意味著什么?這意昧著喪失所有的力量,意昧著一個人比任何人都虛弱。

  他們隨著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飄舞。特麗莎把頭靠著托馬斯的肩膀,正如他們在飛機中一起飛過濃濃雨云時一樣。她體驗到奇異的快樂和同樣奇異的悲涼。悲涼意昧著:我們處在最后一站。快樂意味著:我們在一起。悲涼是形式,快樂是內容。快樂注入在悲涼之中。

  他們回到桌邊。特麗莎又同集體農莊主席和小伙子跳了兩三輪,小伙子喝得太多,以至同她一起摔倒在舞池中。

  接著,他們上樓去,找到了他們那兩間分開了的房間。

  托馬斯轉動鑰匙,扭開了吊燈。特麗莎看見兩張床并排挨在一起,其中一張靠著一張小桌和一盞燈。燈罩下的一只巨大的蝴蝶,被頭頂的光嚇得一驚,撲撲飛起,開始在夜晚的房間里盤旋。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聞,從樓下絲絲縷縷地升上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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