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萬進士

作者:余秋雨


  一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后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頒布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1903年的一份奏折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于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后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于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后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里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后;要是我們到十年后方停科舉,那么從新式學校里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這筆時間帳算得無可辯駁,朝廷也就在1905年下諭,廢除科舉。因此不妨說,除了開頭幾年有一番匆忙的告別,整個二十世紀基本上已與科舉制度無關。

  二十世紀的許多事情,都由于了結得匆忙而沒能作冷靜的總結。科舉制度被廢止之后立即成了一堆人人唾罵的陳年垃圾,很少有人愿意再去撥弄它幾下。唾罵當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們的課本上有《范進中舉》和《孔乙己》,各地的戲曲舞臺上有《琵琶記》和《秦香蓮》,把科舉制度的荒唐和兇殘表現得令人心悸,使二十世紀的學生和觀眾感覺到一種擺脫這種制度之后的輕松。但是,如果讓這些優秀動人的藝術作品來替代現代人對整個科舉制度的理性判斷,顯然是太輕率了。

  科舉制度在中國整整實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從隨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緊緊地伴隨著中華文明史。科舉的直接結果,是選拔出了十萬名以上的進士,百萬名以上的舉人。這個龐大的群落,當然也會混雜不少無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體而言,卻是中國歷代官員的基本隊伍,其中包括著一大批極為出色的、有著高度文化素養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專家。沒有他們,也就沒有了中國歷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位。有一種曾經風行一時的說法,認為古代考上狀元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是有學問的,情況好像并非如此。考狀元的要求過于特殊,難于讓更多的杰出人物獲得機會是事實,但狀元中畢竟有一大批諸如王維、柳公權、賀知章、張九齡、呂蒙正、張孝祥、陳亮、文天祥、楊慎、康海、翁同〔龠禾〕、張謇這樣的人物,說他們沒有學問是讓人難以置信的。這還只是說狀元,如果把范圍擴大到進士,那就會開出一份極為壯觀的人才名單來。為了選出這些人,幾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動員起來了,而這種歷久不衰的動員也就造就了無數中國文人的獨特命運和廣大社會民眾的獨特心態,成為中華民族在群體人格上的一種內在烙印,絕不是我們一揮手就能驅散掉的。科舉制度后來積重難返的諸多毛病,其實從一開始就有人覺察到了,許多智慧的頭腦曾對此進行了反復的思考、論證、修繕、改良,其中包括我們文學界所熟知的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東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設想,這些文化大師會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體力行。

  科舉制度發展到范進、孔乙己的時代確已弊多利少,然而這種歷史的銳變也是非常深刻的。銳變何以發生?有無避免的可能?一切修補的努力是怎么失敗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細細品味。二十世紀一開始就廢止了科舉,當然也就隨之廢除了它的弊端,但是它從創立之初就想承擔的社會課題,是否已經徹底解決?我怎么一直有一種預感,這里埋藏著一些遠非過時的話題?

  在我的藏書中,有關這一課題的專著不多,很容易一本本找出來集中研讀。讀了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魯威先生的《科舉奇聞》(遼寧教育出版社)、張晉藩、邱遠猷先生的《科舉制度史話》(中華書局),特別是讀了傅璇琮先生那部藍底銀紋的厚實著作《唐代科舉與文學》(陜西人民出版社)之后,想的問題就更多了。其中有不少問題,世紀初的有識之士來不及細想,甚至來不及發現。我們現在來彌補,有點晚,但還來得及,而且時間既久,態度也可平靜一些。

  二

  談論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有一個慣常的誤會需要消除,那就是,在本質上,這是一個文官選拔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釋能力的考查制度。明白了這一點,對它的許多抱怨就可能會有所緩和。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不是科舉,古代中國該如何來選擇自己的官吏呢?這實在是政治學上一個真正的大問題。不管何種政權,何種方略,離開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網絡,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僅僅可靠、有效還不夠,因為選官吏不比選工匠,任何一個政權只要尚未邪惡到無所顧忌,就必須考慮到官吏們的社會公眾形象,不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氣,而且還要讓其他官吏乃至政敵也沒有太多的話可說,那就需要為官吏們尋求或創造一種資格;這樣做已經是夠麻煩的了,更麻煩的是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政權結構如此復雜,需要的官吏數額也就十分驚人,把那么多的官吏編織在同一張大一統的網絡里,其間之艱難可以想象;好不容易把一張網絡建立起來了,但由于牽涉面太大,偶然因素太多,過不久自然會發生種種變更,時間長了還會出現整體性的代謝,因此又要辛辛苦苦地重尋線頭,重新綰接……這一連串的難題,如此強烈地擺在歷代帝王和一切意欲問鼎九州的政治家面前,躲也躲不開。全部難題最終歸結到一點上:毫無疑問需要確立一種能夠廣泛承認、長久有效的官吏選擇規范,這種規范在哪里?

  世襲是一種。這種方法最簡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國奴隸制社會中基本上采取這種辦法,后來在封建制社會中也局部實行,稱之為“恩蔭”。世襲制的弊病顯而易見,一是由于領導才干不能遺傳,繼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輩那樣有效地使用權力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二是這種權力遞交在很大程度上削減了朝廷對官吏的任免權,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襲強調做官的先天資格而走進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開始尋求做官的后天資格,而后天資格主要表現于文才和武功這兩個方面。平日見到有文才韜略的,就養起來,家里漸漸成了一個人才倉庫,什么時候要用了,隨手一招便派任官職,這叫“養士”,有的君主在家里養有食客數千。這種辦法曾讓歷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點心動,很想養一批或很想被養,但仔細琢磨起來問題也不少。食客雖然與豢養者沒有血緣關系,但是養和被養的關系其實也成了血緣關系的延長,由被養而成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執行豢養者的指令,很難成為平正的管理者,社會很可能因他們而添亂。更何況,君主選養食客,無論是標準還是審查方法都帶有極大的隨意性,所養的遠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軍功賞給官職,只能看成是一種獎勵方法,不能算作選官的正途,因為眾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兩回事。武士誤國,屢見不鮮。

  看來,尋求做官的后天資格固然是一種很大的進步,但后天資格畢竟沒有先天資格那樣確證無疑,如何對這種資格進行令人信服的論定,成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后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于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么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后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里。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盡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系,它對社會智能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占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所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咸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讠咸〕,畢〔讠咸〕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后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于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于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后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于前者。此外,由于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于科舉考試制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后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于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仆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并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以我看,千余年來科舉考試中寫出來的詩,最好的是唐代天寶年間的錢起在《湘靈鼓瑟詩》的試題下寫出的兩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直到二十世紀魯迅、朱光潛還為這兩句詩發生過口舌,真不知當年坐在考場中的錢起是如何妙手偶得的。但也就是這兩句,整首詩并不見佳。可以理解的是,科舉以詩賦文章作試題,并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天才,而是測試他們的一般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文學史而在政治史。中國居然有那么長時間以文化素養來決定官吏,今天想來都不無溫暖。

 

 


  三

  然而,科舉制度實實在在地遇到了一系列可怕的悖論。這些悖論并非人為設置,而是來自于中國文化和政治構架的深層,很難排除,因此終于使科舉制度在一次次左右為難中逐漸疲憊、僵化,直至丑陋。據我所知,清代來華的不少西方傳教士在考察科舉制度之后曾大為贊嘆,認為發現了一種連西方也還沒有找到的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便急切地向世界介紹。但他們的考察畢竟是浮淺的,只是粗粗了望了一下科舉考試的程序和規則,而未能窺及深潛的隱患,因此他們也就無法理解,有著如此完善的“文官選拔制度”的中國,怎么會造成國家管理人才的嚴重匱乏、整體文明素質的日益枯窘,陷于越來越混亂和貧困的境地?
  外國傳教士褐綠色瞳仁中埋藏著的疑問,直到今天還對我有巨大的吸引力。我知道,這些疑問,不僅屬于科舉,也不僅屬于古代。
  中國古代科舉制度所遇到的最大悖論,產生在包圍著它的社會心態中。本來是為了顯示公平,給全社會盡可能多的人遞送鼓勵性誘惑,結果九州大地全都成了科舉賽場,一切有可能識字讀書的青年男子把人生的成敗榮辱全都抵押在里邊,科舉考試的內涵大大超重;本來是為了顯示權威,堵塞了科舉之外許多不正規的晉升之路,結果別無其他選擇的家族和個人不得不把科舉考試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惡戰,創設科舉的理性動機漸漸變形。遴選人才所應該有的冷靜、客觀、耐心、平和不見了,代之以轟轟烈烈的焦灼、激奮、驚恐、忙亂。不就是考了一點文化知識么?不就是看看哪些人有擔任行政官員的資格么?竟然一下子炒得那么熱,鬧得那么火,一千多年都涼不下來,幾乎把長長的一段歷史都烤出火焦味來了。
  我們中國從很早開始就太注重表層禮儀,好好的一件事情被極度夸張的方式一鋪陳,也就變了味。早在唐代,科舉制度剛剛形成不久就被加了太多的裝飾,太重的渲染,把全國讀書人的心情擾亂得不輕。每次進士考試總有一批人考上,不管對國家對個人,慶賀一下、宣揚一番都是應該的,但不知怎么一來,沒完沒了的繁復禮儀把這些錄取者捧得暈頭轉向。進士們先要拜謝“座主”(考官),參謁宰相,然后游賞曲江,參加杏園宴、聞喜宴、櫻桃宴、月燈宴等等,還要在雁塔題名,在慈恩寺觀看雜耍戲場,繁忙之極,也得意之極。孟郊詩中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張籍詩中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里盡傳名”,就寫盡了此間情景。據傅璇琮先生考證,當時的讀書人一中進士,根本應付不了沒完沒了的熱鬧儀式,長安民間就興辦了一種牟利性的商業服務機構叫“進士團”,負責為進士租房子,備酒食,張羅禮儀,直至開路喝道,全線承包。“進士團”的生意一直十分興隆。
  這種超常的熱鬧風光,強烈地反襯出那些落榜下第者的悲哀。照理落榜下第也十分正常,但是得意的馬蹄在身邊竄過,喧天的鼓樂在耳畔鳴響,得勝者的名字在街市間哄傳,輕視的目光在四周游蕩,他們不得不低頭嘆息了。他們頹唐地回到旅舍,旅舍里,昨天還客氣地拱手相向的鄰居成了新科進士,仆役正在興高采烈地打點行裝。有一種傳言,如能夠得一件新科進士的衣服,下次考試很是吉利,于是便厚著臉皮,怯生生地向仆役乞討一件。乞討的結果常常討來個沒趣,而更多的落第者則還不至于去做這種自辱的事,只是關在房間里寫詩。這些詩寫得很快,而且比前些天在考場里寫的詩真切多了:
 
  年年春色獨懷羞,強向東歸懶舉頭。莫道還家便容易,人間多少事堪愁。(羅鄴)
  十年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溫憲)
  落第逢人慟哭初,平生志業欲何如。鬢毛灑盡一枝桂,淚血滴來千里書。(趙嘏)
 
  為什么“莫道還家便容易”?為什么“淚血滴來千里書”?因為科舉得失已成為一種牽連家庭、親族、故鄉、姓氏榮辱的宏大社會命題,遠不是個人的事了。李頻說“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王建說“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都是當時實情。因此,一個落第者要回家,不管是他本人還是他的家屬,在心里上都是千難萬難的。據錢易《南部新書》記載,一個姓杜的讀書人多次參加科舉考試未中,正想回家,卻收到妻子寄來的詩: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
 
  這位妻子的詩句實在是夠刻薄的,但她為丈夫害羞,希望丈夫趁著夜色偷偷回來的心情也十分真實。收到這首詩的丈夫,還會回家嗎?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長安,下了個死決心,不考出個名堂來絕不回家。這中間所造成的無數家庭悲劇,可想而知。《唐摭言》卷八載,有一個叫公乘億的人一直滯留在京城參加一次次科舉考試,離家十多年沒有回去過。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場大病,家鄉人傳言說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長途來奔喪,正好與他相遇。他看見有一個粗衰的婦人騎在驢背上,有點面熟,而婦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別時間太長,都認不準了,托路人相問,才知道果然是夫妻,就在路邊抱頭痛哭。
  這對夫妻靠著一次誤傳畢竟團聚了,如果沒有誤傳,又一直考不上,這位讀書人可能就會在京城中長久呆著,直到垂垂老去。錢易《南部新書》就記載過這樣一位老人。是一位屢試不第的老秀才吧,在京城中等著春試,除夕之夜,全城歡騰,他卻不能回家過年,正沮喪著,聽說今夜宮中有儺戲表演,就擠在人群里混了進去。不想進去后就被樂吏看成了表演者,一把推進表演隊伍,跌跌撞撞地在宮內繞圈,繞了千百轉,摔了好幾跤,又要他執牛尾表演,做各種動作,鬧騰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黎明,老人已累得走不動路,讓人抬了回去,一病六十日,把春天的科舉考試也耽誤了。看來老人還得在京城熬下去。我不知道這位老人是否還有老妻在家鄉等著,他們分別有多少年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子女,這些子女是否在掛念孤身在外的老父親?除夕夜他在宮中轉圈時明明體力不支為什么不早一點拔身而出?難道他在儺戲的扮演中獲得了某種有關人生惡作劇的感悟?
  由于屢試不第給讀書人和他們的家人帶來了長久而廣泛的心理壓力,一旦中舉之后的翻身感也就不言而喻。喜報到處,怪事叢生,但次數一多,怪事也被適應,反被人們看作正常了。我在《玉泉子》中讀到一則記載曾頗覺驚異,但那則記載的語氣卻非常平靜,像是在談一宗日常小事。一位級別很高的地方官員設春社盛宴,恭邀一位將軍攜家人參加。將軍的家屬人數不少,還帶來一位已出嫁的女兒,這女兒嫁給一個叫趙琮的讀書人,趙琮多年科舉不第,窮困潦倒,將軍的女兒抬不起頭來,將軍全家也覺得她沒臉見人,今天既然一起跟來參加春社盛宴了,便在她的棚座前掛一塊帷障遮羞。宴會正在進行,突然一匹快馬馳來,報告趙琮得中科舉的消息,于是將趙琮妻子棚座前的帷障撤去,把她攙出來與大家同席而坐,還為她妝扮,而席間的她,已經容光煥發。使我驚異的是,在趙琮考中之前,他妻子也是將軍的女兒,竟然因丈夫落第而如此可憐,而對這種可憐,將軍全家竟也覺得理所當然!
  家屬尚且如此,中舉者本人的反應就更復雜了,一般是聽到考中的消息欣喜若狂,疑是做夢。“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姚合),狂喜到連儒生的斯文也丟得一干二凈。有的人比較沉著,面對著這個盼望已久的人生逆轉,樂滋滋地品味著昨天和今天。你看那個曹鄴,得了喜訊之后首先注意到的是僮仆神情的變化,然后想到換衣服,而從舊衣服上又似乎還能看到前些年落第時留下的淚痕,他把這些都寫在詩里,心思和筆觸都相當細致。有的人故作平靜,平靜得好像什么事都沒有發生,例如韓偓及第后首次騎馬去赴期集,這本是許多進士最為意氣昂昂的一段路程,他竟是這樣寫的:
 
  輕寒著背雨凄凄,
  九陌無塵未有泥。
  還是平日舊滋味,
  漫垂鞭袖過街西。
 
  他把得意收斂住了,收斂得十分蕭灑。
  不過這種收斂的內在真實性深可懷疑,或許韓偓確實是個例外。對于多數士子來說,考上進士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輕松,長久以來的收斂和謙恭可以大幅度地解除,雖然官職未授,但已經有了一個有恃無恐的資格和身份,可以比較真實地在社會上表現自己了。這中間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例子大概要算《唐摭言》卷二所記的那位王泠然了。王泠然及第后尚未得官,突然想到了正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筆給高昌宇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您現在身處富貴,我有兩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內為我找一個官職。我至今只有這兩件事遺憾,您如果幫我解決了,感恩不盡:當然您也可能貴人多忘事,不幫我的忙,那么說老實話,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職的升遷難以預料,說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與您一起并肩臺閣,共處高位,到那時我會側過頭來看您一眼,你自然會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請放心,我會給您好臉色看的。
  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特殊文詞后面的社會普遍性。當年得中的士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四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于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他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里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科舉制度實行之后,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蒙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科舉制度本想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一番選擇的,沒想到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致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于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臟。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愿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著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贊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斗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斗和競爭并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后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只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么久,終于報仇雪恨般地突涌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么素凈,心底未必如面容那么詳和。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后,也隱潛著自私和虛偽。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布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墻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墻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后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后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通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痕。一旦攀上政治的臺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志,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熱的假相裝點起來的標幟,兩面標幟又互為表里: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內核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于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舍,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于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于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于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癡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贊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欲而不要矯情。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么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么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么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并面對后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沉于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記載了。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撐的國家行為,怎么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后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于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后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于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只在具體操作規程上著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余年,終于沒有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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